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个男的，大约30多岁，姓黄。

黄老师很瘦，高高的颧骨，法令纹也很深，在鼻翼两侧有着两个大大的括号，他也因此有个绰号，叫作“大括号”，这应该是我的学长们给起的。

黄老师也很严肃，眉头上永远是深深的川字纹也更凸显了他的严肃和严厉，很少看见他笑。他其实也会有表达笑的动作，那就是他的法令纹猝然的深了一下，我们就知道，黄老师笑了。

黄老师总是很高傲，睥睨一切目中无人的样子。

他总是高昂着头走路，高昂着头看人，即使走进教室迈上台阶上讲台的时候，也是昂着头。

黄老师进教室也并不看我们，我们起立喊“老师好”，老师也是微微收一收下巴，也依然不看我们，昂着头迈上讲台，然后将腋下的一本讲义甩在讲桌上。也并不看讲桌，很准确的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支粉笔，无论粉笔盒在讲桌的哪个地方，黄老师总能准确的找到它的位置，并准确的从里面抽出一只。

黄老师总是以很潇洒的样子掰掉粉笔顶部的一小节，用手指把它利索的弹在地上，然后再转过身面对着黑板，伸伸胳膊，再微微耸动一下肩膀，在黑板的最上方的写下大大的“lesson1”或者“lesson2”。

lesson的l并不大写，而是一个花体的L，从黑板的最左边的下三分之一的地方开始，一条美丽的向上弧线直到黑板的上边缘处，然后在顶部绕个8字花，线条再滑下连续上后面的esson，n的最后一笔的线条会被迅速地“咻”的一下滑到黑板的最左侧，然后黄老师转过身来，依旧是仰着头，气定神闲的看教室最后面的屋顶，“lesson one.今天我们学习这一课”，语调抑扬且顿挫。

黄老师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行如流云，气势滂沱大气且优雅。在我们这群从来没有离家超过10公里的农家孩子眼里，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被慑服，被折服，被征服。
黄老师上课从不看学生，在讲台上总是高高的仰着脸，总是盯着教室最后面的屋顶上的某一个地方，一整节课都是如此。

我个子矮就坐在第一排，于是就时常仰望着老师的仰望。一节课50分钟，我就仰望着黄老师两个大、圆、深、且黑的鼻孔大声跟着读what is this， It is desk或者bike。

黄老师读英语特别好听，像颂吟，像歌唱，语调非常悠扬的长，长音里还有一种蜿蜒曲折的或波澜或涟漪的起伏。
黄老师是我们牛校长三顾茅庐从临公社的葛家庄请来的。

那一年，公社初中开始设立英语课，可我们公社几十个村子高中生都没有几个，更别提会英语的人了。

离我们公社大约20公里有一个名叫“千顷洼”的地方，方圆十几里都是漫漫黄沙，也算是华北平原的一个奇特的的地貌，葛家庄就这这个小沙漠的边上。

牛校长不知从哪里听说葛家庄有个会说洋文的，就不辞辛苦的骑了几十里路，把他请了来，让县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跟他见了面。

县高中的英语老师跟当时还不是老师的黄老师见了面，县高中的老师回头跟牛校长说，“行”，牛校长也就说，“行”。但是，牛校长没办法给他一个公办的名分，就跟他说，先干民办，以后慢慢转公办。

据黄老师说，牛校长一共去了三次，他是不屑于当个民办老师的，只是碍于牛校长的心诚，又不辞辛劳，也就勉为其难了。

有人问过牛校长，牛校长只是笑笑，并不答话。

黄老师说他自己是鸡西人。

鸡西，我们没听过，更没有去过。

黄老师说那是个大城市，我们学校最高的树三个接起来还没有鸡西的房子高。比我们100个县城那么大，跟北京差不多。

我们没有去过县城，更没有去过北京，但是我们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对鸡西也充满了对北京的憧憬和崇敬。

黄老师的英语是跟外国人学的。

他说，鸡西好多外国人，他们经常跟外国人说话，他有好多外国人的哥们。

黄老师有一件汗衫，总舍不得穿，只有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才穿出来，例如公社里领导来检查，或者是听说张老师的姐姐要来，张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姐姐时不时的给她这个高中刚毕业就当了初中老师的弟弟送饭。

黄老师的汗衫上面印着大大的拼音字母，黄老师说，那是英文，是他曾经的外国女朋友送给他的。

可是黄老师为什么从鸡西回到那个千顷洼沙漠的贫苦小村子，我们一直也不知道原因。

听说有老师当面问过他，可不知为什么黄老师就急了脸，要跟人打架，后来也就没人再问。

但是关于黄老师的传说却多了起来。

一种说法是黄老师父母老了，黄老师有孝心，就辞职回来照顾父母。这个说法据说是有人在葛家庄打听来的。

一种说法是黄老师犯事被原来单位开除了，退回了祖籍。

（如果有人看，我再接着往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