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绝非单纯的“物质索取”,它是以“天朝上国”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与文化纽带,周边国家所进献的贡品,既是对中原王朝主权的承认,也是不同文明间物质与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奇珍,不但映照出各地的地理资质,更蕴着古代东亚秩序的运行逻辑,从东北亚的人参到西域的汗血马,从东南亚的香料到南洋的珠宝,每一件贡品背后,皆为一段跨区域交流的故事。
东亚近邻之中,朝鲜半岛和日本,作为跟中原文明交流时长最久的区域,二者的贡品,常常同时具备“实用”以及“文化共鸣”这两种特性,其中既有源自本地的特产,又有融入了中原审美之后所产出的手工艺品。
因朝鲜半岛跟中原接壤,其贡品在始终保持着“高频次、多品类”这一特点的同时,也随着朝代演变而渐渐精细化,汉代时,朝鲜半岛的诸多国家向汉朝进贡那个人参、麻布还有海豹皮,而这些是当时辽东地区稀缺的物资,唐代新罗统一半岛之后,贡品转而变成文化以及手工业品类,像那个质地坚韧且成为唐代文人抄录经书首选的高丽纸,用于中原宫殿装饰的金箔,甚至还会派遣工匠进入唐朝,把本地青瓷技艺跟唐三彩相结合,烧制出“新罗三彩”当作贡品 。宋代时,高丽的青瓷,其中尤以“翡色青瓷”极具声名,该青瓷的釉色仿若翡翠,还有高丽参,经特殊的炮制方式后,成为了中原皇室的滋补绝佳物品,成为贡品的核心;明清之际,除了传统的人参、貂皮之外,还新增了折扇,此折扇借鉴了中国的折扇形制,然而却是以高丽纸作为扇面,上面绘有朝鲜的山水,另外还有经书刻本,比如《高丽藏》,因其校勘非常精良,被明朝皇室收藏于国子监 。
与“遣使”相绑定的日本贡品众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隋唐时期遣唐使所进献的贡品。早些时候倭国给隋朝进献的“方物”是比较质朴的那种,像硫磺,日本火山众多,硫磺产量是很高的,它是中原炼制丹药、铸造兵器的关键原料;还有漆器,日本漆器工艺独具特点,是以“莳绘”技法较出色,也就是把金粉、银粉掺和于漆里去绘制图案;到了唐代遣唐使就更看重“文化投合”了,贡品有倭刀,其锻造工艺相当精深,刀刃特别锋利有力,很受唐代武将的喜爱;还有珍珠,产自日本沿海地带,颗粒虽说赶不上南海珍珠大,却凭借圆润闻名;甚至有“乐师、舞姬”跟着一起前来——这些“活的贡品”带来了日本传统乐舞,成为唐代宫廷文化的一种补充。宋代往后,日本所进贡的物品转变为贸易属性更为突出的物件,像折扇(在这个时候已然形成了“日本折扇”的独特特点,又反向销售至中国),还有苏木(这是一种用于中原官服染色的红色染料)。

东南亚处在热带地区,这里盛产着中原稀缺的热带作物,还有珠宝与珍禽异兽,其贡品把“稀有性”以及“观赏性”当作核心,进而成为中原皇室用来彰显奢华的重要象征。
越南身为中原王朝的“南方近邻”,其贡品具备“岭南特色”以及“热带风情”,汉朝设置交趾郡之后,当地就进贡象牙、玳瑁,其中象牙用于雕刻礼器,玳瑁甲用于制作装饰品,而到了唐代安南都护府时期,贡品新添荔枝、龙眼,这些通过快马驿站运往长安,成为杨贵妃等皇室成员的“时令水果”,还有沉香,越南沉香质地温润,香气持久,是唐代皇室祭祀、熏香的首选。明清之际,越南那儿的孔雀翎,就是那种用来装饰清朝官员顶戴花翎的东西,还有砂仁,也就是一种药用香料,用到入药的时候能够理气安胎,用到入膳方面可以提香,这两样成了固定要进贡的物品,甚至还会进贡“安南青瓷”,其工艺借鉴了中国景德镇瓷,然而却融入了本地青釉的特色,风格显得素雅 。
以“大型珍禽异兽”以及“佛教用品”广为闻名的暹罗贡品,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暹罗多次派出使者进贡白象(于佛教文化里象征祥瑞,明代皇室特地修建“象苑”加以饲养)这个,孔雀(用来宫廷观赏)这个,还有檀香木(质地坚硬,香气浓郁,用以制作佛龛跟家具) 。满剌加,也就是如今所说的马六甲,它身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其贡品大多属于“中转贸易品”,像苏木,它是从东南亚内陆采购而来,专门用于中原官服染色;胡椒,是当时欧洲和中国都稀缺的香料,明代皇室把它当作“调味品储备”;甚至还有珊瑚,是从印度洋海域获取的,用于宫廷装饰 。

文莱跟苏禄这些南洋岛国所进献的贡品,愈发凸显“异域珍稀”,明代时渤泥国往外派出使者进贡龙脑香,这是一种名贵香料,用其入药能起到开窍醒神的作用,拿来熏香可使空气得以净化,还进贡玳瑁,其比越南玳瑁甲更大且能更厚些,是用来制作皇室饰品的,苏禄国进贡珍珠,南洋珍珠颗粒大且光泽好,明代皇室把它镶嵌在皇冠以及朝珠之上,甚至在1417年,苏禄东王专门亲自率领团队前来朝贡,贡品里除了珍珠、玳瑁之外,还有“番布”,这是用热带植物纤维织成的布料,质地轻薄适合夏季穿着。
中亚跟西亚借着丝绸之路同中原相连接,其进贡物品大多是游牧民族称作“力畜”的东西,还有西域的“珍奇物产”,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异域特产”,这些既能够满足中原的军事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远方的文明印记。
有这样一些中亚的国家,它们分别是大宛、乌孙以及康居了,在这些国家所进贡的物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那就是“马”了,要知道马可是作为游牧民族的核心财富,优良的马匹对于中原王朝来说,那可是急需的军事资源。在汉代的时候,张骞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之后,大宛国进贡的汗血马,这汗血马又被称作“天马”,当它奔跑的时候,汗水就如同血色一般,而且耐力极其强大,汉武帝为了能够获取这种马,曾经两次派遣军队去征伐大宛,这汗血马也就成为了顶级的贡品;而乌孙国进贡的是乌孙马,这种马身材体型健硕,非常适合骑兵作战,进而成为了汉代骑兵的重要装备。在中国古代,西域各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多种多样,除了马匹之外,中亚也是中国古代西域诸国向中原进贡各种稀罕物品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其中包括骆驼,骆驼被用于沙漠运输,葡萄在汉代引入中原之后,于西域都护府地区得以广泛种植,到了唐代的时候,西域诸国依旧把“葡萄美酒”当作贡品,苜蓿是一种喂马的优质饲料,它是随着汗血马共同传入中原的 。
波斯、安息、阿拉伯帝国等西亚诸国所进献的贡品饱含着那种独特的“异域风情”,其中既有珍奇的飞禽走兽,又存在手工制作而成的物品。汉代时,安息国也就是现今伊朗一带进献了狮子,这可是中原地区罕见的猛兽,皇室把它用于宫廷观赏,象征着威严,还进贡了鸵鸟,汉代称其为“大雀”,其羽毛能够用来进行装饰;唐代时,波斯帝国即萨珊王朝进贡了琉璃,波斯的琉璃工艺十分精湛,色彩极为艳丽,唐代皇室把它当作摆件,还进贡了胡锦,那是用金线织就的地毯与布料,图案充满着西域风格,成为了唐代贵族的奢侈品。于唐代之际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借助丝绸之路进贡香料,像乳香、没药,其用于祭祀以及医药方面,还进贡象牙,那是从非洲采购后再中转至中原的,甚至还进贡了“天文仪器”,比如阿拉伯的浑天仪,它对唐代的天文历法改革有着重要影响 。

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北方草原之上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像匈奴、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它们所进贡的物品呢,大多是源自于狩猎以及畜牧业生产,虽说比不上南方地区和西域所进贡物品那般“精致”,可是却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价值,并且呢,它们和中原地区的民族关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汉代时,北方草原(匈奴、突厥、蒙古)地域,其贡品主要是马匹、皮毛,其中马匹用于军事方面,皮毛用于制作冬衣,而这些是中原的重要物资;唐代时,突厥汗国进贡羊、马,进贡的数量庞大,有时一次进贡数万匹马,能缓解中原的畜力短缺,还进贡貂皮,貂皮保暖性极强,成为唐代贵族冬装的原料;元代虽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然而四大汗国依旧向元廷进贡“草原特产”,海东青乃是一种猛禽,用于狩猎,深受蒙古贵族喜爱,还有兽皮,像狐狸皮、狼皮,用于制作服饰与坐垫 。
辽国,由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女真、满洲所建,向北宋进贡北珠,此北珠产自东北河流,颗粒圆润,北宋皇室将其镶嵌于首饰;还进贡人参,东北人参品质优,是重要滋补品;金朝,由女真建立,向南宋进贡貂皮,貂皮用于保暖,进贡鹿茸,鹿茸用于医药,甚至进贡“海东青”,南宋皇室虽不擅狩猎,仍将其作为珍禽收藏。清代建立之前,满洲也就是女真后裔,向明朝进贡东珠,东珠比北珠更加稀有,清代皇室把它用作朝珠与皇冠的核心装饰,还进贡人参、貂皮、乌拉草,它们并称“东北三宝”,乌拉草能够用来制作草鞋,起到保暖防潮的作用,这些贡品既是满洲对明朝的政治认同,又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需要留意的是,古时的朝贡体系并非是那种“单向索取”的情况,而是呈现出“厚往薄来”的态势,也就是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中原王朝针对朝贡国所给予的“回赐”,常常是远超过贡品自身价值的。就像汉代针对大宛所进行的回赐,其中涵盖了黄金、丝绸以及瓷器;唐代针对日本遣唐使的回赐,包含有丝绸、茶叶以及经卷;明代针对苏禄东王的回赐,含有黄金百两、白银千两以及绸缎数百匹,甚至当东王在山东病逝的时候,明朝朝廷还专门为其建造了陵墓。
就这种“回赐大于贡品”的逻辑而言,其本质乃是中原王朝凭借物质方面的手段,去稳固“天朝上国”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影响力,贡品是“认同的象征”,回赐是“怀柔的纽带”进而那些源自四方的贡品,最后也融入到了中原的经济与文化当中,汗血马改良了中原的马种,葡萄、苜蓿就让中原的物产更为丰富,琉璃、胡锦又对中原的手工业产生了影响,甚至狮子、鸵鸟等珍禽异兽,同样成为了中原艺术创作的素材,比如唐代石雕里的狮子形象 。
汗血马,于汉代出现,南洋珍珠,在明代可见,波斯琉璃,源自唐代,东珠,出自清代,古代朝贡体系之下的贡品有着这般情形,其不单单只是一份“礼物清单”,更是一部描叙古代东亚与世界的交流历程的历史。这些跨越重重山脉、汪洋大海的奇特又珍贵的物品,见证了中原文明和周边诸多多样的文明的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并且也塑造了古代东亚具备“以和为贵、强调文化认同”这样特征的秩序的核心要点,乃至留存至今,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有关贡品的故事当中,领会到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彼此相处时所蕴含着的充满智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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