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历经这一百五十载，日本所获成就，颇为显著且醒目可观，尽管存不少人认为，相较明白美国，理解日本似有难度，鉴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数年超越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当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是日本的两倍有余，日本不过是中国曾经的战败方，不值一提，而美国才是中国致力于超越的目标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美国乃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那火焰闪烁，似在昭示人类政治正确的大道。不像日本，从历史直至今日，存在诸多政治不正确之处。他们认为理解日本之事徒劳无用，反倒不如多多去学习真理的发源地——美国。这两群人出发点看来似乎各异，然而却好似最终走到了相同的结果，难道他们本就是同根而生的吗？

然而，日本是曾经存在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对中国各方面有着程度至深且影响巨大的好坏影响。理解日本，有助于理解一个同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何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成功并跻身列强之林，还能更深入理解并反省中国自身在一百五十年来的艰辛追索。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足足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那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对于日本的理解情况是，除去了一部分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再加上那些专门研究日本的专家对日本当下的现实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状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把握之外，通常来讲，他们对于日本思想与历史的认知程度，应当是要远远比不上一百多年前的黄遵宪的。

现在，我把2017年阅读的部分内容，再囊括一部分过去读过的，进行整理汇总，使其成为一文，期望能够对学习日文的读者，或者是懂日文的读者，在理解日本政治思想史以及明治维新方面有所助益 。

明治维新不是全盘西化

去年，东京大学有两位教授分别出版了著作，其中一本是从思想史角度来谈明治维新的；沟口雄三的后任，也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小岛毅写了《儒教支撑的明治维新》，从书名来看，意思很直白，就是明确主张儒学是怎样致使日本走向明治维新的，以及儒学又是如何主导明治维新的。他赞同阳明学是幕末变革的动力，然而，他同时着重指出，明治时期的能吏，也就是说政府的治理能力，所展现出来的是朱子学的素养，即便在对兰学、西学的吸收方面，朱子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岛毅的那种说法，令人回想起明治后期同样身为东京大学教授的、日本国家体制的那位发言人、名叫井上哲次郎的，他在阐释明治维新过程中，对阳明学以及朱子学给予了重视，然而存在不同之处的情况为，井上哲次郎当时还留意到了日本古学派，特别是荻生徂徕的重要意义，这点在小岛毅所著的书里竟然是缺失不见的，以此而言，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了。

然而，小岛毅这本书特别回顾了日本在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接受朱子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渡边浩成名作《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里所主张的，江户初期朱子学不是日本体制内学问的说法，因为朱子学早在室町时代就随着禅宗从中国进入日本，长期寄身在禅宗临济宗的寺庙里，后来的阳明学也是这样，另外，还因为临济宗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武家政权体制内的宗教，即便到了江户初期仍是如此，这样看来，又怎么能够把朱子学和江户初期的体制完全分开呢？

这样便忆起同样是去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池内敏所著的《绝海的硕学 - 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在这本书当中，详细记录了日本在江户时期，从最开始直至幕末阶段，由德川幕府派遣至对马藩，负责与朝鲜外交事务的主要人员，而这些人员就是临济宗京都五山中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的僧人轮流进行值班，所以，谈及江户时代，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是不能不谈及禅宗的，也不能不谈所谓“五山文学”承先启后的那种角色。黄遵宪对这段有历史，那是十分熟知的，在《日本杂事诗》里有这样的表述，说着“斯文一脉记传灯，四百年来付老僧，始变儒冠除法服，林家孙祖号中兴”，这般描述是非常精当的。

去年稍早时候出版的另一本书，名为《儒教的历史》，其作者是小岛毅，这本书从古至今，从整个东亚的格局出发，来回顾儒教历史，时间方面，先是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说起，接着到汉代经书的确立与儒教国家的成立，随后再到宋代儒家各派，特别是朱子学的兴起，之后又言及明代阳明学，清代考据学，再到19世纪，20世纪东亚各国面对西方的冲击，地理上涵盖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与琉球，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儒学史。此外，其语言简洁且表意完备，配有图画与表格，设有专门用语解说，还有人名索引以及书名索引，所有这些内容都被浓缩于同一册书籍之中，极为实用，对于理解东亚的历史文化而言，对理解日本方面所带来的帮助极大。更能够从侧面知晓为何小岛毅会认定儒教对明治维新起到了支撑作用，他于去年出版的这两本书最好将它们合并起来进行观察。

尽管，小岛毅谈到阳明学于明治维新前后所起到的关键推动作用，他本人也曾撰写过一本名为《近代日本的阳明学》的书籍，然而，我觉得要是想要更深入去领会阳明学在明治维新前后的状况，那么就需要去参考英年早逝的荻生徂徕的后裔荻生茂博，在他离世之后才得以出版的《近代·亚细亚·阳明学》这本书。此书，第一部分讲的是江户初期阳明学学者同幕府体制教学朱子学成立过程的关联性，第二部分是进一步探究江户后期极为重要的阳明学学者大盐中斋的思想以及和江户后期政治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研讨幕末阳明学和明清思想史的对照衔接，同时还关涉明治以来的阳明学以及朝鲜的阳明学。此书着实精彩，能够深入明晰阳明学在近代日本所起到的地位与发挥的功能。

有一本讲述关于明治维新的书，名为《走向“维新革命”之道 - 追求“文明”的十九世纪日本》，写作这本书的人，是东大法学院丸山真男曾经担任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的后继者，这个人是苅部直 。在这本书当中，苅部直没有把范围限定在丸山真男所认定的日本现代性起源之处，也就是荻生徂徕的思想学问上，而是展开了广泛的论述，其所涉及的是日本在19世纪的诸多方面，涵盖了政治领域，历史领域，商业领域，经济领域等等各类思想范畴，日本在这些方面已经逐步朝着现代迈进，并且与现代保持同步。所以，日本的“现代性”并非从明治维新起始，而是从江户时期就已开始。因而，相较于把明治维新视作一场革命，倒不如把十九世纪看作是日本漫长的革命路程（long revolution），这样更贴近于实际的历史情况。

这样去看待明治维新与江户日本，要把它们视作一个连续的历史，而不看成是断裂的两个时代，这正是小岛毅与苅部直两书最大的公约数，并且，这个公约数其实由来已久，要是把日本近二十年来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类的通史拿来作比较，也会发觉几乎都认为从江户到明治的政治思想史是一种大体上连续（当然并非全面全部）的发展，并非硬生生地将古代现代分割成两截，更不是呈现从传统走向反传统的思想构图。

先前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米原谦所著的《日本政治思想》一书，从 17 世纪末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儒学开始，一直涵盖到冷战后的 1990 年代，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描述十分简洁扼要，在各个时期日本政治思想都有很好的阐述，作者较为专注突出自己尤其擅长的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的讲述。设想一下，要是江户时期的儒学跟后来明治时期往后没有关联，那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去加上对江户儒学的讨论。总之此乃一本十分可贵难得的日本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相当值得被翻译为中文，进而能成为基本相关常用的参考书。

前面提及的东京大学法学院苅部直的前任教授渡边浩，在从东京大学退休之前，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世纪 - 十九世纪》，从这个标题来看，十分明显是关于从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为什么谈论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要从江户时期说起呢，这又得回到我上面提到的最大公约数，即江户与明治时期存在连续性。在此连续性的前提之中，日本学者之间存在差别，主要是对儒学有着或强或弱、或好或坏程度判断的不同，对于哪一门儒学影响较大的断定并不一致，在儒学以外其他学问、学派的角色为何方面存在认知分歧，以及在关于江户明治的连续性该如何理解上存在差异等等方面，并非到了明治维新，就是对中国传统开展具有打倒性质的行为，采取全盘的西化，有着如此粗糙粗暴的认识 。

那种全面反对传统，将一切都西化的明治维新观，实际上是中国模仿日本得出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在日本找不到哪怕一个称得上像样的学者会这样讲，同时，在欧美的日本研究领域里，也几乎是完全没有踪影的 。

在这过去的两年当中，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有一本堪称巨著的书籍，它便是由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松田宏一郎所撰写的《拟制的论理自由的不安—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论》。在这本书籍之中，其内容基本上是针对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展开探讨的，特别是涉及到与作为法人的国家论以及在政治社会里的社团理论。而这作为法人的国家论与政治社会中的社团理论，它们彼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去理解现代国家与自由以及自由主义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言，是极为关键的 。

此书存在三四章对福泽谕吉展开讨论，然而，从未给予别人一种表达，即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反而是极为细腻地对福泽谕吉的思想予以检讨。其中包括，在书中提到，于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里，他曾表明自己年轻时极其喜爱阅读中国古典。并且，从《文明论之概略》当中，也能够看到福泽谕吉是怎样受到中国古典的影响，又是怎样受到朱子“新民”说的影响。

假设耗费心力去阅读松田这部书籍，能够发觉书里主要围绕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展开探讨，不过却不时会提及江户时期的文献，呈现出对江户时期的思想握有极具充分性的把握，这难道不也令人涌起对其何以这般的疑惑吗 。实际上 ，有所了解的人就晓得松田的博士论文是钻研幕末朱子学学者佐久间象山 ，自然不会感到意外 。只是 ，实质的缘由 ，还是得讲三遍 ，那就在于有着江户与明治时期连续性这个最为关键的共同因素的存在 。任何有意愿去研究明治时期的思想史的人，如果对江户思想太过生疏，那么很难真正登堂入室而言，甚至针对大正与昭和初期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也是这般情况，是这样的。

江户日本是“周制”吗？

虽然在诸多层面，从江户那里，特别是江户后期直至明治，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然而这绝对不能够表明江户日本和明治日本不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于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制度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些变化。

首先，日本处于江户时期，能用“周制”去概括不？能，又不能。能，是鉴于江户时期的日本确实属性为封建制，诸侯众多，像江户的儒者太宰春台等，也把当时的日本确切形容成周代封建，（他讲“宛似三代之制”，源自其著作《封建论》）。然而千万别忘掉，江户的儒者也清楚这个封建的统治者是武家，只要稍微翻阅一下荻生徂徕所作的《政谈》就清楚了。所以又说不能，是由于日本是个武国，而武国是什么样的呢？

提及渡边浩所著《日本政治思想史》一书的第三章，那是在讨论武家统治的理论，即所谓的“公仪的御威光”。明白了这个情况，便会知晓为何周制或者封建无法完整地概括江户日本。简单来说，原因在于江户日本乃是一个由武家政治主导的封建体系，有着武家统治的逻辑，这可不是一个历经一千多年文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能够轻易领会的。要是从中唐往后，藩镇割据的状况持续了七八百年，那么或许就与日本的情形相距不远了。

磯田道史是近年来在日本超受欢迎的历史学家，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他基于历史研究的书已被拍成两部电影，而票房甚好的是2010年的《武士的家用账》（武士の家計簿）这部影片，此电影讲的是幕末时期加贺藩里头专门管家帐的武士一个家族开源节流的那些轶事。他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小书《德川创造的先进国家日本》当中，对于武家的统治有着毫无保留的描述，简单讲，便是残暴性这样的特点。试举一例，有个村子发生农民暴动，于是便将全村男女老少尽皆处死，哪怕一人也不让存活，当时的日文称作“一村亡所”，后来在1637年九州爆发了基督教徒暴动，此暴动世称岛原之乱，德川幕府对待这个事件的做法便是杀戮一概不予赦免，屠杀人数少则三四万人，这种现象被叫做“武断政治”。即便如此，从这本书的书名能够看出，磯田道史，恰似那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把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视作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明治日本自那时起所取得的成就，依旧得归功于江户时代。

自江户起始，日本武国便对兵学格外有兴趣，特别是针对孙子的研究与注释，而非对法家怀有浓厚兴趣。京都大学的教授富谷至在将法学院讲义改写而成的《韩非子—不信与打算的现实主义》中讲道，即便在江户时期存在荻生徂徕的《读韩非子》，而后太田全斋撰写了不逊色于任何中国相关注释的《韩非子翼毳》，实际上就连太田全斋的思想与韩非子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都难以明晰。再说到别的方面，像是福山藩的那种治理方式，尽管存在着一些若有若无的迹象，然而确实是没办法清晰地讲明白，所以这便成为了他在往后要进行研究的课题，不过这本书是在2003年完成的，都过去了十多年了，富谷至却依旧没有给出相应的答案。

与之相反的是，兵学，其中包含孙子兵法的研究，在从江户时期开始，历经明治时代，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都是极为显赫的学问。前神户大学教授野口武彦所著的《江户的兵学思想》一书，其内容涵盖了从江户初期的林罗山、山鹿素行、新井白石、荻生徂徕、赖山阳、林子平，一直延续到吉田松阴。在此书中，野口的叙事里，荻生徂徕的兵学恰似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荻生徂徕那般，乃是江户兵学的高峰。并且，江户兵学与《孙子》的研究也是紧密相随，无法分割开来。然而，孙子兵法存在缺陷，其完全没有水战的相关内容，更别提海战的想法了，这对江户兵学产生的严重不良影响，致使处于被四面环海所包围状况的日本，竟然极其严重地缺乏海战思想。

大阪大学教授汤浅邦弘所著《军国日本与孙子》一书里，提到了明治时期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这一点被提及，在《海军基本战术·第一篇》中，秋山真之提到中国兵法家时，很是奇怪，没有提及孙子，反而是吴子，也就是吴起，原因在于，《孙子》未提及水战，而《吴子》在应变篇里提到了水战，还讲到了水的战术，虽说如此，汤浅邦弘依旧是从几个地方进行了分析，得出秋山真之的海战战术基本上还是能够说受到了孙子的影响 。比如，在《海军基本战术·海军应用战术》当中，强调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毫无疑问是源自《孙子》。另外，更为具体的情况是，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海战之时，日本联合舰队采用了秋山真之的丁字法，此乃来自《孙子·势篇》的奇正兵法。

《军国日本与孙子》这本书，在时间点方面衔接得恰到好处。它与《江户的兵学思想》相接上，从而成功形成了一个时间段上的衔接。该时间段从江户初期开始，一直持续演变到二战结束。而这本《军国日本与孙子》，是以孙子兵法为中心，贯穿整个时间段对日本兵学思想进行阐述的。这一系列阐述能形成日本以此为中心的兵学思想史，被视为武国日本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一桥大学教授若尾政希，在《读〈太平记〉的时代 - 近世政治思想史的构想》中，从一个过去针对日本政治思想史来说，涉及少之又少的文本视角着力探索。这个文本实则在江户时代广泛流传，且有着教授的属性。若尾政希欲借此文本，尝试勾勒出武国日本的政治思想。这个文本就是《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抄》，简称《理尽抄》。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家故事是《太平记》，《理尽抄》对读《太平记》的目的有这样的解释，“太平记之评判者，武略之要术，治国之道也，非其器者，不可传授”，这说得很明白，《理尽抄》将兵学与治国之道串联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应予注意的是，《理尽抄》并非一般所谓的儒学书籍，虽有儒学影响的痕迹，却是武家物语的评论，不过倒是有不少儒者去参与阅读评论，像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佐藤直方 。若尾所持的论点是，从《理尽抄》当中，更是能够看到江户时期的民众，这里是以富农作为主要群体的，他们的想法得以展现，也是能够看到处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形的，然而呢，这些状况在一般而言以汉文来撰写的儒学著作里面，是很难察觉到其中存在的微妙之处的 。再按照若尾政希所讲的话来讲，那便是要以“读太平记”作为一根主要的线索方向，从武士这个群体以及思想家再到一般的民众，唯有如此，他们的思想才能够产生整体上的把握 。

此外，《读的时代》涉及江户时期政治体制跟佛教的紧密关系，在《尽理抄》里对（主要是非禅宗的）佛教虽有批判，却还把佛教当作国家安稳的根基，因佛法利于教化，和儒教、神道一道让人知晓践行三纲五常，不过佛教得服从王法，接着拿冈山藩作例子，阐述冈山藩怎样把佛教编入体制统治民众，怎样成为禁止基督教的一部分。在此，这又回归到江户日本的国家性质问题。

平石直昭，这位曾经担任过前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人，其所著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近世为中心》这本书里，一开头就对江户初期的国家体制以及意识形态建设展开讨论，这一讨论与反基督教存在关联，而参与制定反基督教相关内容的那些人，在早期主要是佛教僧人，尤其是临济宗京都五山之上南禅寺的僧人以心崇传，他起草了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在法令中提到的理由是，日本是神国，并且依据所谓的本地垂迹说，表明日本也是佛国，同时日本自古以来就学习儒教，所以成为了三教之国，故而必须禁止并排除基督教。

至此，不言而喻，江户时代的日本，那可称得上是一个处于神道、佛教、儒家杂居体制之内的宗教与教育的国度，这难道又能用“周制”去进行概括吗？简单来总结，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一个武家封建、三教杂居的锁国体制，这没办法单纯地通过挪用中国历史这种方式来比附进而理解，在锁国这一点上，日本反倒与中国明清时期较为接近，属于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所说的东亚海禁体制的一部分。

战前日本是“家族国家”

旧历1867年12月，发生了王政复古这一事件，而过了一个月后，也就是1868年一月，在京都南郊爆发了鸟羽·伏见之战，前幕府军在几天之内便迅速败退。随后，明治新政府正式成立，并启动了明治维新。其实，虽说从思想层面来讲，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存在着连续性，可是，置于政策范畴，有些情况或许会让人产生一种发生了巨大变革的观感，前年离世的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安丸良夫所著的《诸神的明治维新》提及，明治初期时，在日本曾涌起一场“废佛毁释”的风潮，其中规模最大且格外引人注目的破坏之处，便是原本位于奈良的兴福寺，除了原本归属于兴福寺的春日社自行成为如今的春日大社（这是神佛分离政策所致），兴福寺惨遭拆除后所剩无几，剩余的那寥寥无几的部分如今散落在奈良公园里，宛如历经劫难后的断壁残垣之处也。

围绕安丸这本书，其讲述了整个“神佛分离”以及“废佛毁释”的前后本末，不言而喻也是自江户时期起始的。自江户中期起，儒学针对佛教的批判逐步高涨起来，而后神道对佛教的批判，愈发犀利，此起彼伏，至此在江户时期，早就存在少数的藩推行神佛分离以及去佛教化政策，像水户藩，长州藩，冈山藩，会津藩，淀藩等等，这些于江户时期就开始进行去佛教化的藩篱，差不多都是格外看重儒学的藩。因此，处于三教杂居状况的日本，自江户后期，也就是大概 19 世纪起始，便出现了松动，只不过重大的裂痕，直至明治初年才因改朝换代而一下子呈现出来。

“废佛毁释”过后，佛教被排除于体制之外，儒教与神道留在体制内，紧接着，它们在体制内的教育垄断也被解除，明治政府既不独尊儒术，也不特别垂青神道或者国学，好多人因而错误觉得儒教与神道如同佛教一样被排除在体制以外，实际并非如此。法政大学法学院，有着一位名为关口澄子（すみ子）的教授，其所著书籍《国民道德与性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对三位知晓西学且谈论西学的思想家展开了分析，实际上，他们在国民道德方面所主张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儒教思想主导的《教育敕语》（1890）存在相似之处，就连福泽谕吉也并非例外，是处于这种情况之中的。

并且，福泽谕吉从来都没有表明态度反对《教育敕语》，更为有趣的是在关口所做的分析情况之下，留学德国的和辻哲郎，他的思想跟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伊藤仁斋是颇为相近的，之后啊和辻哲郎，其思想与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相当接近，关口还更深入一步发现了和辻哲郎研读伊藤仁斋的证据呢（就是在和辻哲郎所收藏的伊藤仁斋的著作上面有划线以及笔记）。所以呢能够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呀在朝以及在野的知识人，都朝着走向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国民道德论的方向发展，最终，关口得出结论说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成为了一个自称的“家族国家”。

这个被称为家族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具体来讲，是国体论，国体论能在两份战前日本宪法级别的文件，即《教育敕语》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见到，在《教育敕语》正文里，甚至直接提及国体一词，国体论可追溯到江户后期水户藩藩校弘道馆初代首席教授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这本书。于《新论》之中，国体之内容，简要言之，乃是基于宗法大宗论的万世一系之说法，此说法源自会泽对公羊学的诠释，在明治时期，上述松田宏一郎书中所谈论的穗积八束，其对国体论的一种理解即为日本的国体乃祖先教。尽管，穗积八束并不认为祖先教为日本或儒教所独具，他同时着重指出古代罗马亦奉行祖先教。然而于日本的历史情境下，祖先教实则就只能是儒教罢了。

在大阪大学荣誉教授加地伸行的畅销书《何谓儒教》里有所谓祖先教，它呢，是儒教两种宗教性当中的其一，这其一为祖先祭祀，而另一个宗教性是以孔子为中心形成的，也就是孔子教或者孔庙那种宗教性。并且，作为祖先教的儒教，也就是原儒，它早在于作为孔子教的儒教，同时呢，它流传得更为广泛，不像孔子教仅仅只是读书人的宗教 。《何谓儒教》由加地伸行所著，其出版时间为1990年，在那个时候，全球范围内包含日本在内，研究儒学的众多人士，对于儒学的宗教性或者宗教维度，要么选择忽略，要么进行否定，因而《何谓儒教》具备相当程度的划时代意义。

加地伸行把儒教/儒学的宗教性分成祖先教与孔子教两种，这算是很有意思的提示。要说的是，这其实能有效解释儒教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命运。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把儒教拆成了两块，不再独尊以孔子为中心的儒教了，可言，日本却更巩固了作为祖先教的儒教。日本将祖先教看成是日本国体的内容，还把它提高到宪法的地位。实际上，在会泽的国体论里，孔子的地位已经很暧昧，没有特别的安置，这似乎已经预告了后来孔子教的地位。这里还能看出从江户后期到明治的连续性。最终抄录日本文部省对外公布的《教育敕语》汉文版的全部内容，能够让读者仔细地去咀嚼，再三地进行思考，明治维新所构建的战前日本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呢，如此这般究竟是为何呢 。

我只有这样认为，对我而言，那拥有开国宏远功勋、树立厚德根基的祖皇们；我那些能够秉持忠厚、恪守孝道，亿兆一心、世代传承美德的臣子百姓。这乃是我国体当中最为精华之处，而教育得以源远流长的深沉根源实际上也正存在于此。你们这些臣民，对父母要尽孝，和兄弟需友善，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朋友之间要相互信任；要以恭谨简约来修炼自身，怀抱广博的仁爱之意惠及众人；要勤奋修习学业，以此来开启智慧才能、成就品德器量；进而要广泛投身公益事宜，开创世间事务；始终要重视国家的宪令，遵守国家的法律呀）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要满怀义勇之心奉公行事，以此来辅佐无穷无尽的皇運于天地之间。像这样的话，不单单是成为我忠诚贤良的臣民，又完全能够彰显你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美好风尚了。

這一原則呀，乃是我那歷代的皇祖皇宗所留下的訓誡，是子孫以及臣民理所當然要去遵循守候的，貫通於古今且不會有差錯，施行到國內外也不會相悖逆，我差不多要和你們這些臣民，一同懷著誠心順應，全都使品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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