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士阶级对日本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明治维新过后，武士身份有了转换，日本立宪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形成。“现代化是个存在创造又蕴含毁灭的过程。”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以前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明治维新后文地位降低，变为华族或者士族阶层，武士阶级从一个封建时代的寄生阶级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者。明治政府大力促使这种转化，采取了诸多补助性举措，旨在辅助武士阶级提升谋生能力，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尽管武士慢慢朝着资本主义生产者转变，然而武士道精神却融入到日本国民性之中了，并且明治政府针对武士阶级施行扶助转化的政策，所以天皇的君主立宪制并未遭受太大的冲击，相反日本借此走上了强国之路。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倒幕运动，是由中下级武士引领的，是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君主立宪中央集权国家去替代幕府制国家的整个进程，封建等级身份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自行破坏并且逐渐瓦解，市民社会开始得以产生。武士及田丁人、地主、百姓等所作划分，于经济基础变革进程里开端混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逐渐替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所以武士近代化进程是自发与自觉相统一的进程，是具备进步意义的。武士阶级被打散后，一部分人依旧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政界成为官吏，而大部分武士融入平等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群体中了。

照此看来，明治时期的士族去从事知识相关职业、商业以及农业，乃是主要的职业选择方向，而这些职业，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根基所在。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致使武士阶层开始迈进工商业领域，并且意图通过此种途径来奉献自身力量以报效国家。当时的实业家五代友厚同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商议国家重大事务，之后作出从商的决定，他讲道：“所以我下定决心辞去官职成为普通民众，以此来激励鼓舞工商业发展从而振兴民众产业，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以及富强作出贡献” 。涩泽荣一在德川时代得以获武士身份之事同样如此，而后他进入明治政府去开展经济方面的事务工作。福泽谕吉于20世纪20年代曾讲过这样一番话：“在当今时代，我国的银行业是这样，海运、铁路以及诸制造业也是这样，凡是涉及理财殖产的重大事业都是由士族学者这一类人所操办的。”武士乃是最为重要的实业家来源，他们仅仅是把武士道精神里的献身精神在经济领域予以发扬，以此来谋求富强。

福泽谕吉于《实业论》里讲，通常来讲，实业应当是高贵的，是享有荣誉的。要是实业变得高贵且能享有荣誉，那么实业者自然会变得贵，并且不会辜负荣誉。当人们一旦察觉到人品的高尚以及廉耻所在之处，自然就会有所行动。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当中归结出了武士道精神的荣誉和耻感，他表示，荣誉感是对人格尊严与其价值的鲜明自觉，是描述武士特征时不可缺少的。武士的出生以及教养，就是在于荣显武士的责任与殊荣 。单独从行为的角度去看，那种堪称为好名声的，也就是一个人的名誉，确切来说是“一个人不灭的部分，剩余的部分不过是禽兽”，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对其正直有所损害的事情都会令人们产生羞耻之感。并且，羞耻心也就是廉耻心，是在年少时候就提早被予以高度重视的教育。武士道精神具备其独有的耻感文化，另外，在战后日本实业发展进程当中，也恰好是福泽谕吉所倡导的那种涵盖荣誉廉耻的武士道精神得以发扬。

武士阶级步入商场后，依旧承袭了先祖们的武士道精神，敢于创新，具备富于“献身之道”的奉献精神以及团队意识。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大和魂”，仍然是武士道精神里节义、勇敢、耻感等核心价值观。这同样是二战后日本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迅猛腾飞的关键精神缘由，武士道精神的国家伦理着重强调的便是报效国家的“献身之道”。

2、集团意识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1868年起始的明治维新，将日本社会推至发展资本主义的全新历史阶段，伴随社会破旧立新的激烈运动，集团意识的内涵产生了极大变化。明治政府构建“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用以替代分立的幕藩体制。特别是随着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近代天皇专制政权借由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天皇变为国家最高元首以及统治权的总揽者，达成了权力的一元化与高度集中。人们讲天皇家族集团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源头，日本产生了庞大的家族集团，家族关系遵循的所有伦理也适用于国家生活，政府要臣民以“敬爱父母的自然感情”和崇敬神灵的虔诚心态去尊崇天皇，成为天皇恭顺的臣民与赤子，身为这一大家族集团里的成员，每个日本人得向慈父和最高家长天皇尽忠。

日本那时面临列强殖民所带来的压迫情形下，国家实现统一以及民族达成团结，这是恢复民族独立的基本保障呀。就从这点来讲，以天皇作为顶点的那种国家主义集团意识，有着相对而言独立的积极作用呢。这种集团意识，在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候，有可能让全国上下达成一致，而后投身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使得日本较为顺利地成为亚洲唯一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日本在战后，开启了现代化的重新起步阶段，同时经济进入高速发展过程，这时，集团意识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像忠诚、和为贵、奉公克己等，还有焕发出来的奉献精神以及个人进取心，对重振经济发挥了推动性作用，对赶超欧美发挥了推动性作用，对追逐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发挥了推动性作用，对实现“世界第一”的最高目标发挥了推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