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韬

著者为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 Urquiola），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4月出版，全书共360页，售价为35.00美元 。

许多人觉得，美国大学对欧洲大学实现赶超，这一状况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因为欧洲历经了战争的严重摧残，致使欧洲大学受到极大创伤，而且欧洲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教育方面的支出变得十分紧张，没有足够资金；有大量的欧洲科研人员，尤其是犹太科学家，由于要躲避战火以及纳粹的迫害，从而移居到了美国，这种情况推动了美国科研实力进入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哥伦比亚大学，其经济学系主任是米盖尔·厄奎奥拉，即Miguel Urquiola，在去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市场、头脑和金钱：为何美国能引领世界大学科研》的书，也就是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在这本书里，他试图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在内战前不重视研究，而在内战后却迎来了科研方面的腾飞 。他针对此，剖析了得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历程，尝试去揭示它们怎样从最初的积弱积贫，再到后来的于强势中崛起 。

美国学校在内战前有个专门用词，叫antebellum college，按字面意思理解，那时的college跟现今的university有着本质区别，美国是1776年建国的初期，大学仅仅提供本科教育，不存在研究生部，美国学子若想深造，只能前往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去留学，在欧洲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黄金时期时，美国于遥远大陆而言是“局外人”。

据厄奎奥拉分析，当初的美国大学不兴科研，是自由市场原则造成的。美国最早一批大学本质上都是教会学校，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各宗派色彩。比如，哈佛、达特茅斯和耶鲁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建立的，普林斯顿的缔造者是长老会。这两个教派在美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办学大户。其它一些名校，像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威廉与玛丽学院，它们隶属于圣公会（Anglican），布朗大学是浸信会（Baptist）的，罗格斯大学是由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所创办。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不怎么高的教派，例如卫理会（Methodist）等，也都纷纷投身于办学热潮之中。因为它们的领袖察觉到，在美国这个不存在宗教迫害的国度，教会没办法持续充当“那些弱者和无祖产者”的庇护场所。

既然这样，那最初的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宗派一致就成了最大的考量因素。对于申请人来讲也是这样，他们择校只看教派成分。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与其说是具有现代意义、面向所有人的学府，倒不如讲更多地充当了宗派和阶层“过滤器”的角色。或者可以说，早期的大学实际上是教会的延伸部分，是宗教势力渗透到世俗生活里的工具，是一种关于身份的自我表述。当时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出身德国改革宗、贵格派等处于弱势地位教派的信众，和同一教派的人进入同一所大学，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以及大集体所给予的安全感 。

“办校热”

一场在北美大陆呈现炽烈态势、极为壮观且声势浩大的建校运动，就这样开始蔓延开来。刚独立的时候，大学数量是九所，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达到了九百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况是，有不少对市场规模忽视不顾、对现实需求全然罔视的学校，注定是难以长久发展、走不了太远路径的，很快就因为资金财力难以支撑而陷入到危机之中，在之后的岁月里，一些学校或者选择关闭，或者陷入到沉寂状态。

内战之前，大学所教授的内容，跟前沿几乎没有关联，基本上全是拉丁文、希腊文、逻辑、神学这些深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的经典课程，少部分能够与时俱进的，会提供医学和法律等实务培训。大学的教学方法也极为落后。如今,美国大学的课堂以氛围自由闻名，学生被鼓励积极进行发问。很难想象，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主流教学法都是老师点名学生背书，或者干脆照本宣科。1850年，有个哈佛学生抱怨，这所可怜巴巴的老派学校，为我们迎接未来人生角色所做的准备是，让我们把最为宝贵的学生生涯，花在掌握两门公认为已消失的语言上。而且，这些学科虽说重视，可老师教起来却马马虎虎，根本没办法学到扎实的知识。

他所言非常具备代表性，在十九世纪中叶那个时候的哈佛，全部课程都遵循小学样式的教法，要让学生朝着老师去背书，耶鲁大学那位老校长 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曾向自己手下的老师询问上课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所获得的回答大多都是会让学生进行朗诵或者背书，“少的要背三页，多的则背八页，具体是依照难度来确定的。”。

那时的美国大学肯定相当滑稽，生源不够时，学校为求生存会放宽年龄限制，八到十四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皆可入学。想象一下，八岁同十八岁的学生共处一堂，教室有时是校长家的客厅，听老师讲授柏拉图的情景。那在大西洋彼岸，同类型课程已然下放到lycée（法语的中学）以及gynasium（德语的高中）。那时的美国教授，一般一人需承担好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再加上薪资低以及工作不稳定，这致使大学老师并非是有吸引力的工作。哈佛的老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曾讲过：“大学要寻觅到称职的教授是很难的，有几个有才能的美国人乐意从事这一行？工资低暂且不说，每天都只是做些枯燥无味的事情，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

简单来讲，在美国内战之前时，人们对前沿事物研究缺少兴趣，，厄奎奥拉所说在教学质量以及人才供给上距离欧洲差了很远，而造成这所有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厄奎奥拉提到的对于sorting的那种偏好。这里所说的sorting，能够被理解成是“人群筛选”，具有相同特质的人倾向于“聚集”到一众。人们所结交来往伴随的学习伙伴，会对这个人长期往后的发展、寻找工作、谈婚论嫁乃至学习时候的积极态度产生影响。所以，大学所给予的不单单是教学相关的产品，同时兼含身份认同以及圈层划分。正如厄奎奥拉所说的那般，如今进行谈sorting的时候，着重关注之处在于涉及社会阶层以及种族等相关因素，然而在当时那个时候，人们所在乎的仅仅只是宗教派别而已。

折戟的改革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种呈现单调状态的教育产品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反对。并且在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速度加快，对于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传统大学所教授的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严重脱节状况被进一步放大了。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一批具备远见卓识的人士开始谋划教育改革。有的人提出按照学生的年龄来进行分班教育，有的人建议聘请更多的科学家加入，也有的人倡导增设研究生教育，使其能够覆盖更多的前沿领域范围。可是，这些早期开展的改革无一不是因为校董会内部保守势力的阻碍干扰而最终失败流产了。是耶鲁，在教改上唯一获得成功，因其实力雄厚，校友众多，有能力去消化研究生教育带来的高昂成本，于1861年，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张博士文凭。

耶鲁大学

将上述失败案例排除在外，在厄奎奥拉的认知里，更为根本的缘由是，改革对大学针对“客群”的sorting功能构成了威胁。在1840年代，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威兰德，也就是Francis Wayland，曾尝试于本科生院的经典人文通识课之外，增添当时颇为流行的工程以及农业等“平行课程”，也就是parallel course 。回过头来才发现，虽说都是Brown College的，然而那些学习实用性科目的学生，跟原来的本科生两者间互不往来，学科所形成的界限以及偏见，把学生融合的道路给阻断了。这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那种社会情绪，尽管在那时的美国，工程、冶金、勘探、测绘、农学等等渐渐成了热门学科，可是接受传统精英教育的人却不认可。像“农学和工科是给没家世背景的弱势群体准备的，并非用来培养社会精英”这样的说法时常能听到。甚至有人讽刺道：“为什么会有人希望成为更优秀的乡巴佬呢？”

有了被称失败的先前例子，才产生了后来之人用以避免踏入错误区域的经验。谈论到美国大学的转变，无法避开康奈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哈佛以及哥伦比亚这几个十分知名的名称，它们同样是厄奎奥拉在书中重点关注的典型。正是它们的一系列创造性举动，还有部分校长所具备的强大魄力，才促使美国大学朝着侧重科研、集中资金、汇聚人才的目标共同转变；而它们在科研方面增加投入，要归结于两条起到带头作用的“鲶鱼”：其一为康奈尔大学，其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两条“鲶鱼”：康奈尔和霍普金斯

康奈尔于1865年成立，由于时间比较晚，相对来说较少受到保守势力的束缚。创校校长安德鲁·怀特，也就是Andrew White，曾前往德国留学，对德国大学体制极为推崇。他公开宣称，美国在研究生教学方面的不作为，正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怀特在康奈尔进行的改革，受益于创始人艾兹拉·康奈尔，即Ezra Cornell的土地以及资金捐赠，这为他清除了物质方面的障碍。威兰德之前所进行的改革之所以走向失败，原因是有人为地去制造隔阂以及造就学术“二等公民”的情况，然而怀特却十分重视学科之间的那种平衡。学生们不管背景如何不同，最终所拿到的都是学士学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康奈尔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起，就会提供多学科教育，并且是面向所有宗派来招生的。

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于制度设计方面克服了sorting给予的弊端，又因资金充裕，成功达成了创新。需重视的是，怀特的变革并未涉及保守派的底线即研究生教育。约翰斯·霍普金斯的状况和此全然相反。

诞生于马里兰州的这所名校，源自实业家老霍普金斯的一片赤诚之心，他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在遗嘱里把七百万财产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就是一所大学和一座医院，他离世后，霍普金斯基金会找到了在伯克利大学一直不如意的丹尼尔·吉尔曼，任命他做首任校长，吉尔曼确立的首届办校方针是开展具有真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论，哈佛校长艾略特确定地表明了反对态度。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大学教育存在着特定目的，这个目的在于致力于培养精英，通过这种培养来提升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品味，进而促使学生能够成为更加趋于完美的人，并非是去教授那些范围较为狭窄的专业知识。他发出这样的疑问，说道：“要是美国需要化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建筑师等等这类人才……那么建造一些具有专门性质的机构不就能够达成目的了嘛。”。

当时诸多校长以及教育家的观点，是由他去代表呈现的。然而吉尔曼等人硬是排除众人不同的议论，下定决心要把研究生院塑造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站稳脚跟的根本所在。值得称赞的是，他自身并没有从事研究的出身背景，可懂得其具备的价值。“我不擅长数学，对阿贝尔函数也不了解，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数学取得进步会促使知识获得进步。”不光是数学，他对待科研秉持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在他管理之下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吉尔曼曾经讲过：“未来所具备的用处和当下所拥有的好处有着一样的价值。”。

吉尔曼除了踊跃去物色科研方面的人才之外，还特别热衷于对哈佛等名校进行“挖角”，以至于他曾经因为这个事情亲自写信去向艾略特表达歉意。到了1884年的时候，霍普金斯已经有超过五十位教授了，其中大部分教授都在德国留过学，他们习惯德国学界那种把论文提交给同行以及研究生去评议，从而求取获得反馈的做法，而这就是后来“同行评议”机制也就是peer review的雏形。有人因为这个就戏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前面提及的那些举措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显著，其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一度比哈佛和耶鲁两者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霍普金斯吸纳了像医院和医学院这样的机构，其为后世好多大学从“学院”转变为“综合型大学”贡献了可作参考的模板，句号。

霍普金斯大学

分析期间厄奎奥拉所指出的是，吉尔曼跟怀特均已意识到，美国的教育产品已然到了那种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在十九世纪早期，只要能够成功满足人们“同派同宗”的那种诉求，学校便会拥有良好的出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专业化以及前沿教育变成了社会的主流状况。康奈尔与霍普金斯所取得的成功，迫使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慎重去思考是不是也要加入教改的行列。而两所大学当中反应最为迅速的，其一为哈佛，其二是哥伦比亚大学 。

艾略特的强硬和哥大的“幸运”

美国历史最悠久且最富有的哈佛，其教改要归功于老校长艾略特，他刚上任时面对的是与吉尔曼及怀特全然不同的问题，因他对研究生教育嗤之以鼻，故而没有动力去推行霍普金斯式的改革，他有两个目标，其一为增强医学院，其二是扩大招生范围，突破只在东北地区招生的地域限制，在这点上，哈佛远不及普林斯顿和耶鲁做得好。统计显示，在1840年时，美国的七十五所大学当中，担任校长职位的有三十六位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另外还有二十二位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是这两所大学，由此获得了“美国大学之母”这样的称呼，而耶鲁大学更是凭借其影响力广泛的号召力，被赞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大学”，艾略特所进行的改革具备的一大特色是，允许学生能够自由地选择课程，而并非仅仅局限于上必修课，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他自身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奉者，期望给予学生进行选择的自由，然而如此做的话，必然会激怒一些尊崇英美人文教育传统的人士。

果然不出所料，在艾略特开启改革之时，刚一开始，便遭受了极大阻力，这阻力不但源于校董、校友以及教职员工，而且来自各个方向。新英格兰地区的八所大学校长都给哈佛校董会写了信，请求保留希腊语作为必修课程。若想将改革持续推进，改革者所具备的胆量和气势就显得十分重要。能够这么讲，只要艾略特出现一步差错，立刻就会被辞退。当有人让他阐释改革为何这般大胆时，他极为豪迈地回应道：“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极为简单，因为换了一位新校长。”。

就算是和艾略特关系紧密的同事，对他的行为也心存不满。普林斯顿的校长詹姆斯·麦考什（James McCosh）发起质问，那所象征美国传统以及古典人文精神的哈佛，怎能将自身传统摒弃得这般果断，“不硬性规定学希腊文，数学并非必修课，并且身为昔日美国清教徒重要之地的哈佛，竟然能够不要求学生选修一节神学课！讲出来谁人相信呢，告知柏林人听，告诉巴黎人听，告诉英国的清教徒听，谁会相信呢！”。

将选修课进行推广之外，艾略特还对教学方式开展改革，要求从以往的“照本宣科”转变为讲座式以及课堂讨论，他明确了老师的职责在于教学。然而，在席卷各个地方的“研究生热”浪潮之中，艾略特也没能“免俗”。哈佛于二十世纪前夕设立了研究生院，到1908年时又新设立商学院，并且巩固了医学院。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在1880年代，哈佛的招生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到了1890年代，更是达成了百分之八十九的增速，仅仅次于康奈尔和普林斯顿。在艾略特任校长的四十年里，哈佛教师数量从六十人升至六百人。

哈佛大学

再瞧瞧哥大，不得不讲，哥大往昔可是美国极为成功的大学，在1774年之际具备全美规模最大的捐赠基金，然而它秉持精英式教育理念，所以同阶段学生数量仅为哈佛与耶鲁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并且哥大始终在“倒行车”，1797年时，它有八位教师，到了1800年代，降至四位，到了1809年，有人发出警示称哥大快要变成文法学校了（grammar school）。哥大走向衰落的进程，恰恰是纽约市持续发展的进程。城市规模变大，致使移民大量涌进，然而哥大的招生数量始终难以提升，其学生平均年龄仅仅只有十五岁。剖析当中缘由，主要在于哥大向来仅仅录取纽约市的圣公会精英，并且联合学院以及纽约大学等新设立的本地学校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进而蚕食了哥大的市场份额。

一刻不应迟缓地进行改革。哥大能够转变境遇迎来转机，乃是仰仗校长弗兰克·巴纳德（Frank Barnard）非常出色的引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戏剧性的各式各样的因素。首先是倚仗获得额外经济收益的土地获取重大利益。起初，纽约州议会交付给哥大的Hosack地块位置偏远且土地缺乏养分，被贬低描述为仅能够“种植药草以及衰败树木的杂乱地区”。然而随后哥大将这一当初被轻视的地块予以出租之后，得到了数额巨大的钱财，一下子把原先几个“收入难以满足支出”的学院转变成了全美国最为富裕的学术团体。在1870年代，即便哈佛处于赤字运营状态，哥大却始终维持着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1899年，哥大具有全美所有学校之中最大的捐赠基金，重新夺回了1774年时丧失的地位。

校长巴纳德拿着这笔钱，接着建立了矿学院，一时间在老牌学府里引领风气走在前头。在他的继任者塞斯·洛（Seth Low）带领之时，哥大把医学院吸纳进来，进而能够和哈佛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抗衡。作为哥大传统优势领域的法学院和文理学院也得以强化。后来，来自道奇、哈夫迈耶、普利策和范德比尔特等大亨的慷慨捐赠更是让哥大的财力变充实。到了18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哥大的教职员工人数增长了五倍。

哥大之前没钱，之前没资源，不过在巴纳德手下，历经了二十五年的时长成为美国排名位列前三的世界级别的大学。与之对比艾略特，他接任的时候，哈佛已然是有着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以及理学院等院系齐全完备的大学，是美国规模最大、最为富裕、公信力最高的大学。四十一年之后，他留给接任者的哈佛，跟当初接任时相差无几。于是有人觉得，巴纳德的成就比艾略特要大。然而厄奎奥拉表明，此种说法并不公平，因为艾略特面临的阻力比巴纳德大很多 。毕竟，“哥伦比亚不是变成一所大学，而是重生为一所大学。”

伯乐机制

办大学，除了钱以及校长们的远见卓识外，还得有人才，那么怎么样去吸引人才呢？新型教育依靠一种独特的、专业化的教授，然而在艾略特看来，1860年前的美国，这一群体是少见的，究竟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呢？通过之前提到的同行论文发表，能够发现和评估研究能力，另一种类似的机制是研讨会，总之，到了1900年代早期，借助这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美国的顶级大学能够方便地评估和招揽人才。有科研本事的学者一下子转变身份，成了很受欢迎的对象，大学彼此之间相互去挖人成了常见的状态。

那些此道有专长的人当数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他凭借洛克菲勒所捐赠的钱与土地，其建校速度能和哥大的巴纳德相比较。哈珀不仅挖掘那些财力不如芝大的学校，还敢于把手伸向学术地位更高的学府所在。像他从耶鲁挖走了五个人，从卫斯理女子学院挖走了美国知名的女教育家阿丽斯·弗里曼·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所以，芝加哥在正式“开业”之际，就已经拥有一百二十个享有名望的教授。而后，哈珀把目光朝着更深层次的方向投向人文学科领域，从密歇根大学那里将身为哲学家的约翰·杜威给挖掘过来了。

芝加哥大学

别的没多少资金的学校，只能凭借策略去“巧取”。举例来说，伯克利的校长本杰明·惠勒，也就是Benjamin Wheeler，尽管获取了州政府的资助且建起了学校，可依旧觉得自己很难与富有的私立学校“争抢人才”。他的继任者威廉·坎贝尔，即William Campbell，提出了另外一种有差异的竞争策略，这点核心在于，在有能力的青年学者尚未崭露头角之际就把他们招揽进来。比如说，在1928年的时候，坎贝尔招募了欧内斯特·劳伦斯，那时劳伦斯于耶鲁仅仅是助理教授。到了1939年，Lawrence成为了加州大学系统里的首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教授，大学真正的主人

伯克利在持续壮大进程里，拒绝那种本校毕业生被录用的“近亲繁殖”现象，选择学术方面最为出色的研究人员，对其背景与派系不予过问，进而使得大学教职人员构成走向多元化，这一变化定然会引发保守校董以及看重“圈层同质化”家长们的反对，但摒弃“任人唯亲”象征着美国大学在吸引人才这件事上，到达了一个新高度 。

伯克利校园

后果的其中一个方面便是教授们的议价权力得到了提升，这不仅体现在工资出现了上涨的情况，而且还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到了1920年的时候，那些最为激进的学校也就是伯克利和芝大，它们只要求教师每周上课的时长为六到八小时，芝大校长哈珀也是敢于率先开创先例，“明里暗里”地示意教授们不用去教授本科生，在这之后，各个大学都开始提供学术年假之类的待遇，只要任教满七年，就能够享受到一整年的假期。

除去待遇更为优厚之外，教授们的地位同权力也节节攀升，具备对人事任命的决定权力，甚至能够对学校的重大决策予以否决。我们现今熟知听闻的终身制这种制度发明，也是美国大学为吸引以及留住顶尖人才而推出的。如此一来，内战之前拿着微薄薪资、一人兼任几门课程主讲且时刻忧虑会被辞退的教授们，切实变成了大学的财富与灵魂，变成了大学的主人 。

在美国，曾经有一位前总统，他的名字叫做艾森豪威尔，在一次前往哥大进行访问这一行为的时候，他把哥大那些教授们称作是“大学职员”。他说出的话音刚刚落下来，那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主，他的名字是伊西多·拉比进行回应回复：“总统先生，实在抱歉，我们并不是大学员工，我们实际上真真切切就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