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这样，清政府的维新变法也是如此，它们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差别，那就是：

欧洲的革命，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地发生改变的，先是出现了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在这些商人阶层的强烈要求之下，处于上层的群体，被迫去接纳他们所提出的要求。

其中，中日的变法呈现出一种变革态势。首先此变革为那种自上至下的骤然更迭。当上层部分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察觉到倘若不即刻展开改革之际，便会遭受列强的瓜分，进而萌生推动维新变法的想法之时，此时下层百姓大多乃是身处旧社会的农民以及乡绅，而且他们尚不理解这些变革究竟能带来何种益处。

如此这般，于变法期间便会碰到一股强大的阻碍力量，那就是，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在欧洲进行革命之际所展开那次革命之时，社会当中有钱之人早就已然是大商人以及大工厂主了，少数并非依靠工商业而获取钱财的旧贵族也没能够形成较大影响力，因为他们并无力量不去阻止变法。在中日所推行的变法当中，当少数具备卓越见识之人打算进行变法之际，整个国家依旧处于自然经济时代这种状况下，大部分有着强大势力的人物还都是凭借旧制度而获取财富并得势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是不期望变法推进的。若想实现变法这一目标，那就必须先把这些人给消灭才能达成。

中国和日本的变法形势极其紧迫，根本不可以缓缓推进，（要是拖延下去就眼看着会被列强瓜分呀），并且唯一能够迅速除掉既得利益者的途径，就只剩下动用武力这一方式了 。

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缘由，在于维新派怎样把控武力，在于维新派如何掌控武力，在于维新派怎样掌握武力 。

明治维新之际，全国武力最为强盛的是萨、长两藩，维新的骨干同样是这两藩的中下层武士，是凭借他们的军队方可推翻幕府，是依靠他们的威胁促使各藩交出权力，是借助他们的武力镇压了对维新心怀不满的武士叛乱，总之，明治维新是经由萨、长两藩的军队一一除掉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最终达成成功。

可以没有两藩的军队，就没有明治维新。

换个角度去看的话，关乎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情况，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偶然性质的因素，并且是没办法去进行复制的。

首先，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分封制。

其特点为中央集权制，存在地方与中央的上下级关系，地方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任职期间随时可能被朝廷调走，地方官若想升职，唯有揣测朝廷之意并听从朝廷指令，在此制度下，地方缺乏率先改革的动力，施政首选是保持稳定，故而当这些省份遭列强侵袭时，清朝官员的第一反应是，这下糟糕了，这绝不能告知皇上，我们不如去劝夷人攻打其他地方，随后向皇帝禀报说夷人被我们击退了就可以呀。

分封制度之下，地方与中央呈现竞争关系，藩国乃藩主私产，藩主于藩国内务极具高度自主权，并且藩与藩之间亦是竞争关系，实力强的藩主于全国更具话语权，于此便形成关乎“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市场，各个社会制度于相对开放的市场中竞争，能创造更大国力的制度将会胜出 。

身处这种制度环境里，率先与列强有所接触的是萨、长两藩，这两藩呢，虽说也深受着儒家思想的浸染熏陶，然而，一旦瞧见列强的枪炮那般厉害，其第一反应便是，“倘若咱也能够搞到这些武器，那么打败别的藩以及幕府岂不是简简单单、十分容易的事儿吗？”于是急忙抓紧先学一学，至于别的，往后再作打算了。

分封制的又一特点是，中央朝廷朝着地方的管辖能力匮乏，地方要是想暗自做些事情，朝廷难以管控。当幕府诉求实行锁国之际，萨、长两藩私自派人前往西方留学。这些人抵达国外后，深受震动，察觉到儒家制度跟西方社会存在极大差距。他们热忱地学习西方知识，后来均成为维新事业的关键力量。

处于分封制态势下，萨、长存在着变法的动力以及能力，率先引入了西方的武器还有军队训练方式，所以二藩才能够拥获足以震慑全国的武力，这武力足以击败幕府、诸藩以及中下层武士。又由于二藩预先派遣人员前往日本留学，拓宽了眼界，目睹了大清遭受凌辱的先例，产生了“不在全国进行变法国家就会走向毁灭”的危机感，于是二藩当中的维新人士才会甘愿将权力交付给天皇和议会，奋力建设一个仿照西方制度的近代国家，而非贪图个人私利，去充当新的幕府。

并且在分封制情形下，各藩主的升降并非依靠朝廷任命，因而也就不像满清那般存在地方对朝廷的瞒报状况。各地藩主彼此相互独立，遭受打击的藩主想要隐瞒也无法隐瞒得住。这边一旦遭受打击，全国瞬间就会传遍列强天下无敌的消息。天皇、幕府、各地的领主、武士、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明晰自身与列强之间的差距。向列强学习由此便拥有了充足的舆论支持，足以战胜千年的儒家文化，从而减小了维新的阻力。

至于明治天皇本人的意愿如何，其实是非常次要的原因了。

此外，日本能维新成功还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客观原因。

首先，日本国土大小适中。

它因为太小，国力欠缺，列强一下子就将其吞并，不会给予它维新自强的时机。唯有它足够大、足够远，单个列强不能将其独占，要有多个列强在里面进行竞争之际，才会产生西方国家乐意合作、主动借款、引进技术的状况。

然而日本绝不能够太大，要是太大，如同中国那般存在大量内陆区域，便会出现沿海各省思想呈现开放，而内地各省思想趋于封闭的状况，沿海的维新势力难以统一国家，就会引发分裂以及内战，如此一来国家就会更加混乱不堪，也就根本谈不上维新与自强了。

另外，明治维新前，日本商业化成效远超中国。因天然的地理阻隔属性以及近海运输业的先天优势条件，身处四面环海的日本，尤为契合商业活动运转的环境土壤；回溯往昔，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吉已深谙商业力量的巧妙运用，并善借此力于天下逐鹿的纷争之中纵横其间，他曾借商人之力与对手展开经济博弈，又择交通便利之地筑大阪城，以优惠政策广纳商贾，进而收获巨额赋税；受丰臣秀吉施政举措影响，日本统治者较早便洞察商业力量奥秘，在分封制体系下，各藩主皆不愿轻易失去商人这一重要力量支撑，故商业发展局面与传统中国相比，不存在打压之态 。

在丰臣秀吉之后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幕府出于便于控制的目的，作出规定，武士作为常备军要离开自身田地，常年居住在城市里面。其中，武士他们的生活费源自农村的“年贡”，而年贡的主要形式乃是稻米 。

这是个和传统中国很不相同的制度。

好比说，就拿个实例来讲。于《红楼梦》之中，贾府存在着自身的庄园，那座庄园每年需要向贾府缴纳租金，缴纳租金之时有着一份单子，凭借这份单子我们能够快速浏览一番，从而可知究意不同之处究竟在何方了，这你能瞧明白吧：

大鹿有三十只，獐子是五十只，狍子多达五十只，暹猪为二十个，汤猪有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有二个，各色杂鱼共二百斤，活鸡鸭鹅都是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有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要一千斤，中等则是二千斤，柴炭数量为三万斤，御田胭脂米有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有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总共折银两千五百两。在外面门下，用于孝敬哥儿姐儿的玩物有：两对活鹿，四对活白兔，四对黑兔，两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

那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向地主、贵族交纳的租金当中，除了银子之外，存在着大量的实物，并且其种类极为繁多，涵盖了米、菜、肉、柴呀等，基本上在农业产品这一方面，贾府是无需再去进行额外购置的。這便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即需要什么便自行生产，并非特别依靠商业买卖。

然而日本有着规定，武士仅仅能够拿取以稻米作为主要部分的年贡，武士为了维持生活，便有必要将稻米去兑换成钱，接着依靠钱去购置各类生活用品，这样的制度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在稻米收获的时节，众多武士急切地想要把稻米售卖出去，商人于是趁机压低稻米的价格，在如此的过程当中，这些商人群体渐渐壮大，最终反而成为了在武士之上的剥削者 。

所以，相对而言更为强大的商人阶层变成了维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这是满清所没有具备的条件 。

此外，于德川幕府时代阶段，日本存有一项别具一格的“寺子屋”制度，该制度乃是由寺院予以开办的，其面向的是普通百姓群体的初等学校，这致使日本在维新之前，整体识字率处于全球靠前位置，技术工人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准，爱国主义同样需要初等学校的支撑，日本的高识字率为维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换个角度从知识分子方面来看，日本的知识分子跟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二者在心理上所抱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在过去的那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坚信自身位列世界首位，是全球范围内的典范模样。所以呢，当遭遇极为强大的西方列强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特别难去接纳眼前的现实状况，内心很不情愿去相信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已然处于末尾位置这样的事实。

日本可不是这样，日本一直将自身定位为中国长久以来的学生，自己但凡要做些什么事情，都会先瞧瞧海峡对面的中国究竟是如何去做的。所以在列强欺压中国之际，日本不会闭上自己的双眼，而是带着十足的惊讶去看着这个向来的老师遭受痛打，处于这种心态下，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比当事人更加认真地去思索这究竟是为何。而当弄清楚是老师不求上进之后，那么身为学生，就再去寻觅一个更强的老师吧。这般的心态转变相对而言是较为容易的 。

所以，我们并非难以发觉，日本实现维新成功实际上是极为偶然的事情，在上述诸多因素之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具备，或是有一个步骤未取得成功，均极有可能导致最终功败垂成 。

而且之后的历史也证明日本的维新改革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议会制国家当中，最具危险性的要素是军队，哪个个体掌控了军队，便能够获取特权，肆意践踏法律，如此一来，各类国家制度便全然失去意义，为了防止军队被私人所占有，近代国家都会给予军队极大程度的限制，规定军人不许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加入党派，不能存有政治倾向，只能毫无条件地听从议会的决策，并且议会也不可以随意指挥军队，还需受到宪法的制约，比如说不可以在一个党派操控议会后，通过投票下令军队去抓捕其他党派的人员。

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控制军队。

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日本在此期间变法的速度过快，中央政府在刚刚成立没有多久的状况下，便需要集中力量运用武力去镇压旧有的势力。处于这样的情形之中，势必要以最高的效率来使用军队。而要说这所谓的高效，那便是军队的相关事务并非是由议会慢慢地进行吵架、扯皮从而做出决定，而是得有这么一个人能够独断专行，能够一言九鼎去掌控军队。因此在当时做出规定，军队并不听命于议会，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故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的军队便被称作“皇军”）。

然而，军队直接听从皇帝命令，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对军队具备绝对的掌控权。 此道理，我们翻阅中国唐末以及五代的历史便能明晰：皇帝自身无法每日处理军队事务，总得将军队交付给其他人进行管理。 唐末时，皇帝把军权交到了最为信任的宦官手中，最终致使宦官专权，甚至能够废立皇帝。五代时，皇帝把军权给予了禁军首领，结果便造成禁军首领屡次发动政变 。

同样，明治时期的日本“皇军”，名义上仅仅听从于天皇，最终却转变为 solely听命于少数军人。再者，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的一连串胜利出现，致使日本错误地认为持续发动对外战争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唯一途径，结果造成军队的势力持续抬头 。

随后，日本军人持续发动军事政变，甚至胆敢直接杀害首相，最终，日本的议会制度被军队予以消灭，转变为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致使整个国家迈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