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熟悉历史的友人必定都清楚，在19 世纪后半叶，于东亚地区，当面对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两个国家近乎同时开启了近代化的探索，只是，一个陷于失败之中 ，而另一面则获取成功 。失败的那个国家是中国推行的洋务运动 ，成功的那个国家是日本开展的明治维新 。

中国在甲午战争里被打败失败了，之后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东亚霸权丧失，主权还被进一步侵占了，整个中国的国运在未来几十年中变得格外晦暗。日本成功了，完成了工业化，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通过打败中国夺取了东亚的霸主地位，十年后又在日俄战争中一举获胜，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拿到了列强俱乐部的门票。同是本质为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的改革，清朝与日本的结局为何截然不同呢？

今天，咱们要好好地扯一扯，而言在叙述两国改革之前呀，我们先来瞅一瞅两国于改革之前存在的国情呢，瞧历史总归得从宏观的视界去瞧，凭着类似“震惊体”那般的口吻将责任怪罪于某一个人身上，这是没法看清历史发展之大事件的。

19世纪时，中国实实在在面临多重危机，首先存在人口危机，其引发了生产力停滞，依据官方数据，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中国人口达3.99亿，而1753年中国人口仅1.03亿，也就是说80年后中国人口变为原来4倍；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使老百姓生育意愿增强，明清时期又引进诸多高产美洲作物，像玉米、番薯、土豆、番茄等，养活大批新增人口，然而可耕地基本已开垦完，社会其他领域生产力停滞，在无法创造新就业岗位时，大量人口无法转化为劳动力，反倒渐渐沦为流民；从1793年访问清朝的英国使者马嘎尔尼的回忆录能看出，乾隆末期的中国已可谓千疮百孔，大量老百姓甚至争抢腐烂老鼠肉，弃婴到处可见，房屋破旧不堪，他们参观的中国东部地区已如此骇人听闻，更落后的西部地区会是怎样面貌，这难受不正是因生产力无进步时人口过度膨胀所致吗？一个人如果过度膨胀，会致使劳动力成本过低，进而让新技术全然没有存在的经济价值，假定我身为一个工厂老板，购置一台机器的成本是10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然而它却仅能干5个人的活，几年过后机器还会坏掉，所以就不如不买。一旦失去对技术的需求，自然科技研发也会陷入停滞，故而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中国的技术发展却陷入停滞状态，更别提中国自明清以来发展到巅峰的重人伦轻自然传统以及重农抑商等政策具有限制，这更是进一步打压了技术的发展。中国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思想层面的危机，自宋朝起，中国的精神风貌出现了显著的转变方向，中华民族，故而说儒家思想，开始朝着保守的方向转变，诸如女性缠足等现象，也是在宋朝往后才演变成主流，而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走向僵化，极度歧视商业，轻视科技，整个社会呈现出极端反对变革的态势，推崇伦理而非统治技术以及科技水平的提升，将其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最终致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之后鲁迅先生笔下所描述的那般模样。自周朝起，政权合法性源于上天即天命，此概念渐趋成型，该理念成儒学思想重要部分，儒学被政府收编程度大幅加深，或说高度建制化，成官方巩固统治工具，然而官方利用儒学亦须接受其价值观，儒学理论将中国定义为天下中心，其余地区皆为蛮夷，致整个国家丧失真正世界视角，儒家不愿承认，或根本无法理解，中原先进文化实乃在几千年中与落后少数民族交流里渐次形成的。实际上，压根不存在绝对纯粹状况下的汉族，与此同时，儒家根本没办法明白，中国如此庞大数量人口，需要每周赶来的农作物用作供养，并且还弄不清楚，中国自身产量极少的白银，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流通的白银绝大多数竟然都是经由欧洲人之手，且原产于美洲 。在统治方面，儒学伦理渐渐变成了核心价值取向，不管是哪个王朝，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都和儒学伦理紧密相连，所以即便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清政府依旧没办法在思想层面展开改革，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实际上还碰到了内部的政治危机，只是这一问题在清末立宪时体现得更为显著 。

那么，我们再来瞧一瞧同期时的日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一种社会背景呢？在1603年的时候，德川家康正式地建立起了德川幕府，于此情形下，日本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德川家族之手的，然而天皇却仅仅只是个空架子罢了。从统治思想以及社会权力结构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似乎跟大清国存在着比较相似之处。一方面呢，日本基本上也是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样地也歧视商人，并且政权也能够说掌握在从德川家族一直到各地大名将军等这样的地主阶层手中。然而，要是细细去看，就能够发觉日本跟中国存在着差异，首先呢，日本有着向先进文明展开学习的传统，并且会主动去挑选自身所需要的部分加以学习，留意，日本向来不曾完全模仿过中国，从正题一直到思想皆是这般，日本老是在知晓了中国的先进内容之后，自行筛选那些自认为对自身有益的部分来开展学习，比如说，在中国官方所认可的儒学当中，“人”“孝”都是极为核心的价值观，可是到了日本，这两点却被弱化了，而是大幅度强化了儒学里“忠”这一思想的地位，总结来讲就是，日本具备向强者学习的传统，而且在诸多方面与中国并不一样，中国却始终沉溺于自身的强大，一谈到向他人学习，不是说我大天朝物产丰富，就是讲我大天朝有着数千年历史，以此来否认差距。接下来讲社会权利结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商业遭受歧视，商人无法直接涉足政治领域，然而，商业受歧视的程度比不上中国，18、19世纪时，日本的家庭加工业以及一些初级工厂兴盛发展，流通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多，数量也显著增加，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德川幕府到了中后期，大明与将军数量可是非常之多，这是因奢侈消费所导致，致使地方财政出现严重亏空。商人凭借多种手段有了极大实际影响力，手段包括给沉溺于奢侈消费的贵族提供贷款，购买落魄贵族出售的头衔，或者与他们联姻 。新版的中国历史教材，已把阐述中国明清时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给删去，然而，就那些各类比较具权威性的历史读物而言，日本于19世纪中期，实际上真真切切具备了些许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迹象。明明那时把商人利益确实可获得一定保障，可为啥商人对政府歧视商业，还把他们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以及那种闭关锁国状态，是格外不满的呢 。撇除思想及商人阶层力量存在差异不谈，德川幕府的统治比清朝统治还要不稳定，虽说历经太平天国冲击后，有过那么个情况，即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倾向于中央的权力天平，就这么开始往地方倾斜过来了，不过日本幕府统治就状况更差，更不稳定啦 。我们之前提及到的大明将军，其实对应的是日本那个能世袭大块封地，并且能够切实且合法地大量统拥有武士的特定阶层，而这情景在中国可就根本是超出想象范围，真是大不相同呀 。德川幕府身为中央，实际上不过是最强的那个，大家都称呼你为大哥，可你并非那种说一不二、具备能够压制住所有地方、像中国式皇帝那样拥有绝对实力之地位的存在，所以德川幕府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要是日本内部或是外部发生剧烈一变，这个秩序被打破的难度并非很大，并且随着时日长久，日本人口大幅增多，如同中国一样出现了无业游民这样的人口状况，长期的和平以及财政方面的困难，还致使日本的大名长期克扣中下级武士的俸禄，武士阶层的影响力日益衰减，而且愈益丰富的商品价格快速攀升，也让农民的收入在实际上逐渐降低，武士阶层和农民也日益对当前状况颇为不满 。对幕府统治满心不满的商人阶层逐步崛起，武士阶层心生愤怒之情，农民阶层的愤懑思绪也日益增多，只需一个引发事端的缘由，便能燃爆日本列岛。1853年之后，日本借助两个条约之威，逼迫其自身允许通商，还给予国外一系列特权，有着排外传统的底层日本百姓，对德川幕府的无能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愤怒，随后幕府因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攘夷”，并与西方列强强硬对抗，结果却被打得狼狈不堪。随后，利来与德川幕府产生不和，然而，颇具实力的西南四番，其中包括长州藩、萨摩藩、肥前方以及土佐藩，在西方列强的助力下，借底层百姓的不满，凭借商人中下一层武士的支持，掀起了针对德川幕府的武装反抗。1867年，孝明天皇离世，明治天皇继位。西南四番争取到了小天皇，打起了“王政复古”的旗号。次年，德川幕府几乎被完全消灭。

两国背景说完了，我们来瞧瞧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具体对策吧，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一、自强，主要是讲训练新式军队，购置新式武器，创建军事工业，制造新式武器诸如此类，二、求富，主要指为满足军事现代化所需资金，而构建一系列官办或者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三、改革外交机构，原先清朝仅有治理天朝与藩属国关系的礼部，可礼部明显无力承担基于国际法的新型外交关系，所以清朝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所谓的“总理衙门”，主要负责跟西方国家的关联，四、向西方国家派送留学生，创办一些新式学堂来培育洋务人才，那么这些举措效果怎样呢？先说清楚这个前提一下，我们再去考究大清国的自强脉络问题，那是在19世纪60年代刚开始最初的阶段，清廷起头着手做引人注目的事情，引进了许许多多西方国家的军官一事，其目的是为了训练清朝的士兵，甚至包括将领方面也是如此，同时还引进了洋枪洋炮这二者用来装备陆军部分队伍，在此期间特定因素影响下一些军工企业也都初步建立起来了，然后开始进入纺织新式武器相关进程，时间跨度从1865年起始一直到1894年截止，这个时间段内总共有34家军工企业创立了，其涵盖范围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福建传政局、湖北枪炮厂等等一系列，他们在这段所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总共生产了超过4,000万两白银价值的军事装备。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清朝海军方面初步具备了生产超过 2000 吨中型军舰的能力。虽跟西方国家生产的军队相比，故障率和战斗力要弱一些，但总算是迈出了从 0 到上的一大步。在甲午海战前，清朝更是斥资数千万两白银建设了总吨位超过 3 万吨的北洋水师。那么清朝新式军队的战绩如何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还算可以，断然不像某些人论断得那般糟糕透顶，时间在1884年至1885年期间，中法战争爆发并且推进而来，而后进入晚清存续的几十年历程，在这期间诸多战事纷涌，其中，唯独在这场战争里，中国收获了针对列强能称得上拿得出手的局部战争胜利果实，尽管大体上清朝态势处于劣势，最终还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这种地位，然而在停战的相关条约当中，并没有出现各地赔款的情况，相较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所签订的那些条约，这无疑是个特别惊人的例外情形，当然了，我们还是有必要阐述说明一下，这场战争清朝取得局部胜利，有军事现代化促使自身实力得以提升的缘由，还有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别的什么因素，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法国在西方列强里面属于比较容易出现状况的，不单单是因为政体因素致使内阁老是更迭倒台，在拿破仑之后还被德国人接连捶打了好好几次，每次结果都相当凄惨，要是两次大战期间没有英美的助力帮扶，法国极有可能就走向灭国的境地，另外，虽说甲午海战当中北洋水师战败了，可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一经交战就瞬间溃败的，而是在经历多次英勇作战交锋之后，在面对日本极为顽强的实力以及清朝内部政治斗争取而代之带来的掣肘各种状况之下，最终走向战败结局的 。整体来讲，清朝军事力量于总体上是存在一些进步情况的，然而其起始点实在过低，进步的量级显著追赶不上日本，更是远远没办法去追上西方列强，在甲午战争里，清政府暴露出一个格外明显的问题，即不存在一个具备现代意义且可以统领全国军事力量的国防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遭受重大打击，中央直接掌控的绿营走向衰落，多次进行重振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反倒是由地方督府控制的淮军、湘军、直隶军队等等，战斗力极为突出，深受中央高度依赖，可这些军队因分别隶属于各省，相互之间自主性很强，虽说都是清朝的军事力量，但其装备、指挥、后勤、财政来源等等方面均不统一，鉴于这些重大差异，中央没能力把它们进行统一编制以及指挥，各省的军队包括督府之间还常常相互掣肘呢 。

北洋水师的经费来源依赖李鸿章及其派系，日常运作同样高度依赖他们，和日本交战时，主要由李鸿章及其手下将领负责指挥，朝廷没有给予足够支持，其他省的督府在后勤和财政方面也未给予足够支持，在国家进行如此重大战争之际，中央的许多言官，还有李鸿章的政敌，不断对李鸿章进行弹劾 。日本那边，虽说陆海军内部存在不合，然而在面临重大对外战争之际，日本军队的指挥是统合起来的，后勤也获取了国家最大限度的支持。就这样，以至于好些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作以一人对抗一国，如此这般正儿八经能打赢才怪了。在追求富强这方面，为了替军事工业筹措资金，清政府先是设立了湖北支部官局，还有台岛基隆煤矿那些官办民营企业。那么，这些企业的状况究竟如何呐？我们来瞧瞧台岛基隆煤矿，它全方位、多角度、极为典型地展现了清朝国营企业的整体状况。其设计产能是 300 吨，然而最终实际产能一年仅 100 吨。该煤矿人员繁杂，经营管理秩序混乱，腐败现象泛滥。在此情境下，所有人一心想着拼命寻租以套取国家资金，完全不顾及市场具体情形，固执地坚持高价策略，进而致使销路受阻不畅。最终，在经历多年亏损后，于1892年倒闭。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进一步筹措资金，官方渐渐允许民间资本入股，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开始增多。然而，以官督商办的典型轮船招商局来讲，从运行体制看，它由李鸿章派系创建，在实际运行中，李鸿章常常不经其他股东同意，就擅自做出重大决策。虽有商办之名，但民间股东却无股东权利，官僚依旧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企业内部依旧腐败盛行、效率低下、任人为亲，跟正宗的国营企业没有明显差别。官府很大程度上只是把民间富商当作可宰的肥羊，拿到他们的钱后就翻脸不认人，还借此谋取私利。尽管轮船招商局有着清政府给予的减免税收，以及优先给予订单这般极为有利的帮扶，然而在跟外国公司的竞争当中，却依旧处于劣势，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竟然达到2,000万两白银那般巨大的程度，最终在1934年停业。

可以看到，在洋务运动阶段，因官督商办时政府对企业高度干预，此时期民营企业难以维持独立决策与高效运转，虽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却可谓受困颇深，诸多限制林立，政府对民间独立建厂尤甚。除求富外，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洋务运动重要部分，其设立代表中国外交重大进步，中国渐次摆脱彼时已极显可哂的天下体系裹挟，融入以条约体系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且处理对外关系时，不再似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那般愚笨，一味严战，既不遵条约还侮辱实力远超自身的对手致自招祸端，而是开始尝试趋利避害，于各列强间玩平衡，这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的三十多年和平贡献力量，这部分有机会我们会详细展开阐述。同时，1876年，新政府向外国派出了第一位正式代表。1880年，清朝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等地，都有了驻外使馆，清朝融入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在1894年之前，清廷派出了大量幼童到欧美国家留学。可是，这个时候清朝统治阶级普遍把欧美国家看作蛮荒之地，不愿意自己孩子出国留洋，清廷只得通过提供全额学费、生活费和额外大量补助，换取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底层家庭同意孩子出国留养。不过，还是要指出，洋务运动时期派遣留学生以及建立新式学堂的规模都不算太大，与甲午战争后特别是清末立宪时期远远不能相比。但是，这已经暴露出一个问题，那些留洋归来的学生思想与帝国伦理基础不兼容。在科举制度尚未被废除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些留学生的身份很难在旧有体制中被定义。而这些留学生在见过外面世界后，逐渐成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清政府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简单来说就是，清政府开展的所有改革，都只是在打补丁，并未触及原本的政治体制以及思想领域，经济与军事领域的改革，也只能说是略微尝试，整个改革仅仅是器物层面的简易改良。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时期，地方势力进一步壮大，太平天国之后，中央与地方实力对比的逆转态势并未改变，再加上，清政府原有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存在潜在冲突的留学生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出现了更多隐患。

在讲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之后，那么明治维新又是怎样开展的呢，我们来瞧瞧明治维新的几个关键举措吧。其一，大力扶持工业的发展。其二，废除番制设立县制以此强化中央权力。其三，施行征兵制并向德国以及英国学习军事，宣扬武士道精神同时神化天皇。其四，统一货币并建立中央银行，还有明治维新的教育户籍改革立县等相关举措 。

打败幕府获得权力后，在西南四番支持下，明治政府开始向世界寻求支持，其中最重要部分当属引进工业技术。为完成工业化，明治政府提高土地税，逼迫部分人给政府提供贷款，还向西方国家借贷，筹措众多资金。明治政府并不像清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仍对民间进行政策限制，而是对关键产业给予财政补贴。西南四方和幕府时期聚集大量财富的商人，通过与政府关系获得格外优待，按政府指示优先投资战略性产业，含钢铁、矿产、造船等，最终形成具有极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财阀。在政府财政支持和财阀配合下，日本到19世纪80年代在上述几个领域取得不小进步。19世纪80年代之后，明治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向，政府从直接介入禁忌转变为以监管为主，188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工业转让盖泽，将大量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工厂以较低价格转让给私人经营，而那些私人主要都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阀，虽说可以讲这是明治政府对于福报自己上位且在经济上配合自己的财阀的回报，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1881年之后，担任日本大藏大臣以及内务大臣的松方正义有着多次这样的表示 ，政府所管辖的工厂，其效率是相当低的。而且政府根本没有利益可以获取，它们不但没办法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反而常常需要得到财政的贴补钱财。之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把它们卖给财阀，不但能够摆脱财政方面的包袱，还能够赚取一笔钱财。更为关键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在私人手中，肯定必然会大幅度地提升效率，进而给日本的工业化增添前行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股私有化的浪潮情况下，三菱公司、三井公司等等财阀的代表性企业快速地兴起，日本的工业化也随之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在1875年的时候，日本的煤矿开采量是60万吨，过了二十年后，日本的煤矿开采量竟然达到了500万吨，这是1875年产量的8倍还要多，要是日本的工业企业都如同清朝那般是国营或者官督商办的模式，实在很难想象能够达成这样的成果。

一项实行起来相当考究的成绩改革，必然需要将全日本江户幕府阶段的地方大米集中安置在自身所属山上，如此一来才能覆盖掌握那些诸如私人武装、征税以及行政等种种关键权利，可这些权利归属一旦产生更迭，这确实无疑会给行政工作造成不小的阻碍，所以在公元1,871年，明治天皇下达正式取缔藩镇建制度建立县直辖制度之举。原本的各个封建领主在实际上遭受到了行政权限掠夺，权力被转移到由中央委任指派的现役机关人员手中，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封建领主没有选择奋起反抗呢？其中缘由主要有两点，从第一个方面来讲，明治政府作为一个在当时相对具备较强实力的中央政权，在武力层面占据着显著优势，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明治政府给予了这些权力被剥夺的封建领主相当数量的补偿金，并且承担起了原本武士阶层所带来的愤怒情绪，这笔补偿金的金额通常每年大概约为他们之前封地税收的一半左右，因为在废藩建县之后，他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再继续维持庞大的武士队伍，刚性开销大幅度减少，对于大部分的大名而言，每年一半的税收属于纯收入，完全谈不上吃亏，而对于那些本来每年财政收支都难以平衡的大名来讲，更是极为划算的 。在凭借武力优势以及运用金钱赎买这种软硬兼施政策的情况下，各地领主都顺从地交出了权利，此后明治政府中央集权能力大为增强，1872年日本开启了征兵制，直接征发所有符合相应条件的男子进入军队或者预备队，中央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彻底改变了长达上千年来日本武士阶层对于军事的垄断权，历经一段时间的奋力努力，日本构建起了一个高效且能够由中央统一进行调配的军队系统，政府借助这套系统能够直接动员每一个适龄男子奔赴战场，然而清朝以及后续的民国政府当时还处于抓壮丁的阶段 。政府针对百姓而言，或者说在国立（此处似有误，可能是国家动员能力）方面的展示而呈现出的动员能力，其间所存在的差距能够明显看见迹象，于1874年（纠正：1876年才有废刀令）时，日本政府进行颁布了费刀令行为，此举措达成了剥夺日本武士配刀特权的结果，在这一动向实施之前以及此行为之后，日本还宣告了给予武士阶层等同于他们几年至十几年收入额度的国债，以一次性买断数年之前政府承诺每年给予他们的俸禄，自此之后，失去了配刀权以及固定年份俸禄保障权益的武士阶层，进而成为了历史，然而武士阶层成为历史这一情况发生之后，武士道精神特别是其中：忠这个概念，被政府予以强化，通过给士兵洗脑的形式来达成，与此同时，政府借助学校教育等多种手段，持续不断地神化天皇，致使日本的军国主义氛围开始逐步膨胀，日本的军费开支也随之大幅提高 。1871年时，日本海军军费为88.7万日元，到了1891年，暴涨至950万日元，随着制度的发展以及开支的增长，日本军事力量稳步提升，第四点，即与货币相关的改革，是洋务运动完全未曾料到的，甚至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以及清末立宪中，都未得到充分重视，这展现出两国经营阶层在改革眼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在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然而自身白银产量极少，白银主要依赖外国流入，所以清政府根本没有货币主权，这致使清政府在经济控制与调节能力方面存在欠缺之处。一旦国际市场白银供应出现变动，清政府便毫无应对之策。而日本迅速开展了币制改革，将日元纸币当作统一的流通货币，同时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及一套完备的现代银行体系。在以贵金属为基础发行货币的时代，因贵金属本身稀缺，货币常常不足，但借助现代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日本获取了比中国充足许多的货币供应。至于现代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阐述。

那咱们来做个总结，相较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更为彻底，日本成功达成了工业化，政府对于国立的动员能力以及中央集权能力均大幅提升，军事实力也得到快速扩充，而且明治维新还在货币等清朝压根没意识到的领域展开了改革，其改革层次相较于清朝要高很多，不过明治维新尽管促使日本国力迅猛增长，却留存了军国主义泛滥、政治民主化改革后原有的封建统治阶级持续掌权以及财阀绑架国家等问题，最终致使日本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具有思想内核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即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其思想内核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中体西用”，而有着被确立成文明开化以及和魂洋才这样思想内核的日本明治维新，其思想内核是文明开化与和魂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