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出过一系列旗号，先是“尊王攘夷”，而后是“公武合体”，接着是“王政复古”，再接着是“公议舆论”，随后是“文明开化”，最后是“富国强兵”。明治维新好似一条“变色龙”，始终在持续地变换着自身的保护色。那么，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又留下了哪些遗产？东京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商兆琦近日做客“澎湃问吧”，与读者分享了他的看法。以下是问答精选。

这位名为商兆琦的人，拥有东京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此刻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在职人员，其研究的方向是日本近世、近代那些关于思想的历史发展情况。

明治维新VS戊戌变法

维新变法是成功的吗和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等有什么不同，D.K问 ？

商兆琦表示感谢，简单来讲，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它不具备明治维新那样的历史基础 。

（1）明清时期的中国，其特征表现为皇帝独裁，存在中央集权，有着郡县制度，还有文官政治。德川时代的日本，其特征呈现为将军集权，大名采取分权形式，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并且存在兵农分离的情况。

（2）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呈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况。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更像是一个类似于大名联邦的国家。其中，将军直接管辖着大约有400万石所对应的领地，再加上旗本亲亲藩的领地之后，大概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也就是1000万石，另外还有三分之二属于地方大名以及其他势力。

（3）清朝之时，各省督抚实际上是中央的家丁，哪怕只是一张纸片，也能够解除权力的象征（当然，清末的情况除外）。萨摩、长州等藩，拥有着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以及军事权力，能够对中央起到制衡的作用。

（4）德川日本存在阶层固化情况，武士属于统治阶层，然而受等级限制其上升空间有限，下级武士对这种体制格外不满，明清中国的社会精英能够借助科举来改变自身命运 。

人们认为政治是由人数多少决定的，历史情况同样如此，数百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计的力量参与其中才有可能推动时代发展，水户（表高三十五万石，属于御三家）、萨摩（约九十万石）、越前（三十二万石，亲藩）、土佐（二十三万石）、长州（表高三十六万石，实高约七十万石）等大藩都直接或者间接促使了明治维新得以发生。有着这样一种情况，康有为跟梁启超等一些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想法，觉得中日两国在文化以及社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然而实际情况呢，是二者完全不一样，他们凭借着皇帝的支持来开展行动，可事实上皇帝权力旁落，他们仿效着去做一些事情，认为只要一经变法就必然能够让中国发生巨大改变。但是呢，由于中国并不具备明治维新那样的历史基础，所以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库日天：如果当时中国也采用明治维新会成功吗？

商兆琦表示感谢，称历史是无法进行假设的，并且由于两个国家的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条件存在别样差异，明治维新不太有着会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 。

身为中国人的人：请问，那时的日本人，为何对于明治维新，接受得那般迅速，然而，中国人不论上下，却那般顽固地去反对变法呢？

商兆琦：谢谢！

（1）按照费正清的说法，“船小好调头”。

长久以来，东亚世界的中心一直是中国，国人心中“中国中心主义”与“华夷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向西方学习时，中国人心理包袱较重，日本曾是“蛮夷之国”，却一直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明治维新前，日本学习了中国文化与佛教，还已开始学习通过荷兰文介绍西方文化的“兰学”，明治维新后，立刻转向西方学习。

（3）应该还有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原因，暂时还没想到。

请参考。

关于污染这方面，中国走向失败，然而日本维新进而成功，这是不是由于日本该国的社会结构跟西欧地区对比起来更为接近所导致的呢？

商兆琦表示感谢，这关联到中国、日本、西欧三个地区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形态的比较。所说的“日本的社会结构与西欧更相似” 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指这两者都经历过所谓的 “封建制” 吧 。

于中国，封建制仅存于周朝，周天子进行“封疆”之举，诸侯开展“建国”行动，以血缘作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是此制度的根基所在，天子身为“大宗”，诸侯身为“小宗”，然而，自秦汉以降，中国多数时期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

江户时代的武家政治具备中央集权的特征，拥有大名分权的状况，存在主从制的情形，有着知行制的特点。所以，有江户儒学者觉得当时属于“封建时代“。然而，和周代封建制不一样，“血缘”以及“宗法”在江户时代所产生的影响极为微小。不管是将军家，还是大名家，亦或是武士家，甚至是普通百姓家，都流行收养“养子”来继承家业。

西欧中世纪之时的封建制，也就是“feudalism”，具备“封土封臣”这一特征，还拥有“采邑制”这一特点，并且存在“契约关系”这一特性，这是其显著标志。乍一看上去，它和江户时代之下的日本有着相似之处。然而，西欧的骑士对于“采邑”的土地以及人民有着直接管辖的权限 。江户时期的武士，尽管在名义上有着主君封赐的领地 ， 但实际上他们都需要住在城里 。

并且，江户日本的那种“主从制”和西欧的“契约关系”不一样。在江户时代，日本武士身为“家臣”，得对“家＝藩”做到绝对服从。其中权利以及义务是单向的。西欧的骑士会宣誓去向领主效忠，而领主会承诺去保护骑士的领地。这里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

然而，于权力多元这一层面而言，在地方割据这样的状况下，江户时期的日本相较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更加趋近于中世纪的西欧。而这些特性，也直接或者间接地促使了明治维新的出现。

关于，阿立所说的，列强没能实施干预这一情况，至于在那中国的革命进程之中，以及变法的过程里面，竟然都存在着列强的影响痕迹。

商兆琦表示感谢，日本的市场规模不大，列强之间的争夺没那般激烈，然而，英法两国还是介入了幕末变革，英国对萨摩藩予以支持，幕府方面则聘请了法国军事顾问团。

请参考。

明治宪法颁布图

“明治维新”期间发生了什么？

hanniba陈：日本明治维新的特点是什么？

商兆琦：谢谢！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代价是比较小的，而且死人数量也比较少，从戊辰战争开始一直到西南战争结束，总共死亡的人数大约是3万人 。

（2）以“复古”为名搞“革新”。

（3）自我“欧化”。

请参考。

以下是修改后的内容： 沙利娜：推翻幕府的军队主力是来自萨摩、长州这两个藩地的地方武士，而那被称作维新三杰的居然只是低级家臣，那么为何到了后期的时候，来自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地的家主却反倒失去了对于自身所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呢？甚至最终完全没能在全新的明治政府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呢？

商兆琦：谢谢！

（1）明清中国与之不一样当中，江户日本是不存在专制君主的，不管将军以及大名都是没办法独断专行的。将军跟旗本，大名跟从属武士团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其讲是“君臣”，倒不如说是“主从” 。谱代大名辅佐着将军，高级武士辅佐大名，他们是通过世代相传进而形成门阀的，还参与政治运营。中国的君王出现失政情况时，臣子是要冒着死谏的。江户的大名出现失政情况时，家臣是能将他软禁起来的。各藩的武士，并不能说是为大名“自己的军队”这种情况，而是隶属于跟“藩”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以及武装。

（2）幕末时，日本遭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下级武士对门阀制度心怀不满，他们常常会以“尊王攘夷”当作旗号来宣泄心中的那份不满，进而寻求上升的空间，为了能应对在内政外交方面出现的种种难题，幕府以及各藩开始拔擢人才，有才能的下级武士得以崭露头角，维新三杰在对内时安抚、团结本藩的下级武士，主导了“藩论”（也就是一藩的舆论），在对外时积极扩张本藩的势力，借此获得大名的信任，逐步掌握了藩政。

幕末时，雄藩大名多数主张“公武合体论”，其中德川将军（武）被要求放弃对国政的独家掌控，地方大名（武）也和朝廷（公）联合起来，共同重组此政权，然而，由于各方心思各异，“公武合体论”最终夭折，由下级武士主导的更为激进的“尊王倒幕论”成为主要力量，最终推翻了幕府，明治新政府要构建统一集权国家，“留恋旧时代”的大名慢慢淡出政治舞台。

秋日的梧桐道，幕府被推翻后，明治政府进行“废藩置府”，它给人的那种感觉，仿佛“公卿”与“武家”好似达成了“一笑泯恩仇”的状态，那么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又是怎样改变了这历经千年的传统，难道仅仅是依靠武力吗，另外还有就是当时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处于低下状态，政府又是怎样迅速地“开发民智”的。谢谢。

商兆琦：谢谢！

（1）应是“废藩置县”。

（2）在江户那个时代，“公卿”跟“武家”原本不存在“恩仇”这回事。要是讲存在某些恩仇的话，那便是明治维新过后，“天皇”把“将军”的权力给夺取了。

1898年3月，明治天皇于皇宫招待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二人喝酒，借此叙旧，以“一笑泯恩仇”状态呈现。此后，天皇满脸高兴地对伊藤博文讲：“伊藤，今日我终于是完成赎罪之举矣。尽管我曾夺取庆喜之天下，然而今日酒宴之上，诸多事宜皆已说开。世事变幻无常，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状况。”。

为什么说是“天皇”夺了“将军”的权呢？

12世纪末时，镰仓政权得以成立，以天皇以及公卿作为主体的朝廷，丧失了大部分的实权，到了南北朝时代，也就是1336年至1392年这个阶段，天皇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在数百年的时间当中，天皇和朝廷逐渐被世人遗忘在了京都的层层叠叠山峦之中，由于财政处于窘迫状态，他们常常需要进行卖官鬻爵的行为，到了战国时代后期，天皇以及他的小朝廷愈发穷困潦倒，依靠着有力大名的接济来维持度日。

德川幕府构建之后，天皇以及朝廷在备受优厚对待的状况下，其领地从七千石提升到三万石，并且让中断了数百年时长的“大尝祭”以及“立太子礼”得以恢复。从这样的情形来说，德川幕府的将军对于天皇以及朝廷是有着恩情的。

（3）就世界范围而言，幕末阶段日本人的识字比率颇高。经推算得知，幕末存有超15000所“寺子屋”（即启蒙学校），男子识字比例大概在50%，女子识字比例大概在15%。

云之民，幕府针对京都的防卫状况欠佳，维新志士常常能够对皇宫进行侵犯，放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这是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不是吗？

商兆琦：谢谢！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

德川幕府成立后没过多久，便设立了能控制京都的“京都所司代”，“京都所司代”负责管理京都的军政以及民政，同时还得监视天皇、公卿与皇族寺院，并且要提防西日本各地的大名，德川幕府的前三位将军也就是家康、秀忠、家光，都曾前往京都也就是“上洛”，以此向西日本大名炫耀武力，一时间，京都和大阪变成了德川幕府控制西日本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据点。

德川家康初步建立的“幕藩体制”，在家光手中得以最终完成，使得德川政权进入平稳阶段，家光之后将军不再前往京都，直至1863年第十四代将军家茂再次前往东京，1668年幕府设立“京都町奉行”，以此分割“京都所司代”的权力，京都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进而逐步转变成为一座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都市。

德川政府严格限制地方大名跟京都朝廷的交往，严禁大名前往京都，严禁他们和公卿贵族擅自结成婚姻关系。即便这样，地方大名与京都朝廷总是会想尽办法（像利用浪人）跟对方建立联系,。

（4）黑船来航之后，幕府为防止外国势力与京都朝廷接触，故而命井伊直弼出任“京都守护职”，也就是在1854年的时候，以此强化对京都的控制。到了1858年，幕府无奈之下与美国签订了“开国”条约。对此有所不满的孝明天皇，也就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向“尊皇攘夷派”大本营水户藩下达敕书，并且把该敕书同时转发给了13个藩。天皇在这敕书中批评幕府擅自签订条约，还敦促各地方大名协助幕府改革内政，此即戊午密敕。这一事件标志着朝廷打开了参政之路。

在幕府施加的压力之下，朝廷终于召回了敕书，而各个藩对此的反应也是消极的。井伊直弼发起了“安政大狱”，时间是在1858年到1859年，他在行动中镇压了政敌以及“尊皇攘夷派”的公卿和志士之人。到了第二年，井伊遭遇了被暗杀的情况，此即樱田门事变。随着尊皇攘夷的理论盛行以及时局发生变化，幕府的权威持续下滑，地方的大名开始积极借助朝廷之力迫使幕府作出让步，目的是为了能够获取到更有分量的发言权，。

4月，1862年，萨摩藩主岛津久光带领精兵进驻京都，镇压了萨摩藩的激进派志士，也就是第一次寺田屋事件的发生；还派兵护送天皇敕使前往江户，使得幕府推进“公武合体”路线，此后，各地方大名不再害怕幕府，对“主导京都政局”有了尝试的想法，朝廷多次召集大名进京议事，日本形成了以京都以及江户为中心的双头政治体制 。

因为井伊直弼遭到暗杀之后，雄藩出现“上洛”的情况，尊攘派的志士集中在了京都，致使政情变得不稳定。基于这样的状况，在1862年的时候，幕府把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任命成为“京都守护职”，对朝廷以及各地方大名进行监视观察，去整顿治安秩序，组织起了“新选组”，对尊攘派的志士展开镇压。

在1862年时，幕府做出行动，重新修建了二条城，其目的在于为十四代将军家茂上洛事宜进行准备工作。到了1863年8月18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支持“公武合体”的会津、萨摩等藩，在孝明天皇给予支持的状况下，于京都发动了政变，最终把以长州藩作为中心的“尊皇攘夷派”势力驱赶出京都。之后，会津、淀、萨摩藩实现了对京都的控制。如此一来，“公武合体派”就获得了政局方面的主导权。

（9）由一桥庆喜（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庆喜）、松平春岳、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岛津久光等六位诸侯所成立的联合政权，因为萨摩和幕府之间存在的矛盾，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宣告解体了。1864年7月，长州藩等“尊皇攘夷派”势力为了夺回京都，发动了“禁门之变”，但以失败告终。

在1865年6月的时候，和幕府存在诸多矛盾的萨摩藩朝着接近长州藩的状态发展，到了1866年1月，木户孝允同西乡隆盛以及大久保利通展开会谈，并缔结“萨长密约”，之后双方构建起攻守同盟，而在8月，德川庆喜担当将军之职。

1867年6月，萨摩藩作出“武力讨幕”的决定，10月时，在山内容堂给出的建议之下，德川庆喜于二条城主导了“大政奉还”的行动，其目的是试图能够继续掌控政权，12月9日，萨摩、长州以及倒幕派公卿发起了政变，宣称要废除幕府，尽管德川庆喜在二条城聚集了将近1万人的兵力，然而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京都，退到大阪。

庆喜离开了京都，这意味着把对天皇的控制权力拱手让给了倒幕派，并且宣告幕府政权失去了最后的合法地位，从而成为了“朝敌”。

请参考！

岩仓使节团。他们是明治维新的主力军。

那树对着题主说，你问的是明治维新的动力，或者是原因是什么，并且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又是什么样的影响 。

商兆琦：明治维新的动力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下级武士心怀针对德川时代身份以及等级制度的不满，倘若身为下级武士，大体而言并无办法转变自身命运。

（2）实力雄厚的地方大名希望在国政上获得更大发言权。

（3）倒幕派，开明大名，幕府，在幕末跟西方列强交往期间，多数人都察觉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进而推行近代化。

对中国的影响。

（1）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的东亚政治秩序。

（2）逐步对外扩张，侵略中国。

（3）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

等等。

咦，高村繁提出这样一个挺让人费解的问题，倒幕派尤其是萨长两藩，居然和德川家打仗，目的是要把权力交给一个从幕府时代起就没什么实权的天皇吗？这从人情考量以及常理推断，都实在难以理解明治时期的元老们为何会这么去做。然而，从后来二战的情形来看，裕仁在开战以及投降等方面确实又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这是由于原来所设计的制度不再能有效发挥作用了，比如说那是因为元老们陆陆续续地离世了，又或者说原本打从一开始设计出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还有，明治维新的那些拥有实权的人物，他们所殷切期待的理想中的天皇形象究竟是怎样的？

商兆琦：谢谢！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

睦仁在明治维新时，年纪刚满15岁，那时他不存在任何政治方面的能力，维新元勋们把他看作是“玉”，借助发动政变的方式对天皇进行控制也就是“夺玉”，他们凭借天皇的名义去发布命令，宣称幕府是“朝敌”，以此来消除幕府的权威以及合法性 。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历经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公卿势力被排除，旧大名势力也被排除。萨长土肥这些维新元勋们，组成了联合政权，构建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他们安排下明治天皇去巡幸各地。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才大范围地知道天皇的存在。

明治10年过后，天皇成年了，其“亲政”问题显现出来，伊藤博文等人，为把他塑造成近代西欧式的立宪君主，着手培养其执政能力。

明治22年宪法作出规定，天皇要“依据宪法”来把一切大权予以总揽，并且是在国务大臣进行“辅弼”的情况下行使权力。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天皇没有办法独断专行，仅仅是在政府各机关以及维新元老给予“帮助和同意下”，才能够把政权得以行使。明治宪法另外也作出这样的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天皇不会被问责，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天皇有着最高的权威，成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以及国民的代表。

明治宪法确立了立宪政体，达成了权力的分立，还致使了权力的分散。当中，内阁（政府），议会（政党），元老（藩阀）之间产生冲突之际，天皇是最高裁决者。鉴于身为裁决者，天皇不能够主动去指导政治运营。当时的宪法学者把这种天皇制称作“天皇机关”。也就是国家是个“法人”，天皇是其“最高机关”。换而言之，天皇并非以个人身份拥有统治国家的大权，而是以法律规定的“国家首脑”、“国家代表”来统揽大权。从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这一学说一直是宪法学界的主流。

（6）大正天皇身子骨虚弱，没能力去调节政府、议会以及军部之间的对立状况，最高权力朝着首相那里集中。“大正民主时代”，自由主义跟议会主义蓬勃兴起，军部势力遭到了压制。

（7）昭和天皇登上皇位之后，对于那种轻视自己意愿的政治操控表示不满。在自身意愿得到充分敬重的条件之下，他对政党政治予以支持。然而，由于军部的态度变得愈发强硬，愈发难以掌控，天皇常常是在事后对军部的行动进行追认 。

8）昭和前期的时候，伴随着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开始盛行起来，民众当中的右翼势力变得越来越壮大了。他们跟军队当中的青年将校团体相互配合，借着“斩奸”、“清君侧”作为名义去发动恐怖袭击。这群人刺杀政党政治家，还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社会风气朝着右转的方向发展，“天皇机关说”变成了禁忌，宪法讨论也被禁止掉了。天皇被神化，从此成为了“活在世上的神”。

1932年，少壮派军人主导了“五一五事件”，此事件摧毁了政党政治，最后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因而丧失影响力，军部与此同时获得更大的发言权。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了，天皇为此震怒并要求镇压。但以此为契机，军部大臣现役制得以复活。军部随后逐步控制内阁，导致政党和议会丧失功能，变得形同虚设。1937年，日本全面展开侵华行动。1941年，与美国开战后，日本确立了“总体战”体制，动员一切力量支撑对外侵略。日本最终成为以天皇为顶点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就这一历史进程而言，昭和天皇或许曾存有犹豫以及抵抗之情，然而基本上还是应允了这一切的出现，这一切的发生 。

（12）依据明治宪法，开战和媾和本就是天皇的权力。

“KlOOOOOP!!!”：商老师，您好！身为高中学生，初次接触明治维新这个时代，对它的了解并不多。请问，在这一时期，促使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的推动因素是什么（除了万众一心想要富国强兵、期望摆脱列强的束缚之外）？另外，是否存在党派力量或者军方摄政之类的其他因素呢？

商兆琦：谢谢。

明治维新结束了 “权力多元” 且 “地方割据” 的幕藩体制，构建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达成 “富国强兵”，明治政府踊跃地扩充军备并进行战争准备，还对外开展扩张行动。

继“甲午战争”发生之后，“日俄战争”也爆发了，此后日本陆海军势力大幅增长。在明治时期以及大正时期，元老与藩阀阁僚们具备控制军队的能力。等到进入昭和时代，元老们离开了历史舞台，军部凭借著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统帅权独立”以及惯例“军部大臣现役制”作为依据，对国政运营进行干预。

军队的统帅是天皇，军队唯一服从天皇所发出的命令，内阁与议会没有权力对军队进行干涉，此为“统帅权独立”。可是，天皇对军事作战的指挥，得在军部（陆军参谋本部以及海军军令部）的“辅弼”状况下才能够达成。基于这个缘由，军部常常漠视政府的方针以及决定，任意行事。

“军部大臣现役制”所指的是，只有现役的武官才能够出任陆海军大臣进而参与组阁。也就是说，要是军部拒绝派遣人员出任陆海军大臣，那么就无法完成组阁。在“大正民主”时期，政党政治发展到了顶峰，于是“军部大臣现役制”被废除。到了1930年代，右翼势力变得活跃，军部开始抬头，他们在国内以及国外挑起了一系列的事端，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在1936年，“军部大臣现役制”复活了，军部逐渐地控制了政府。

并且，可以这么说，明治维新之后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1927那段时期出现的金融恐慌，1929年之时发生的金融恐慌，昭和前期农民所处境遇尽显贫困，农村地区也呈现贫困状况，国内各个政党之间存在的相互倾轧等这些多方面各类要素，最终也都促使了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

秋月白：日本甫一大政奉还，便前往北方征伐虾夷，又往南方侵犯琉球，甚至还试着去进攻台岛，往后更是发动了甲午日清战争，其意在于对东亚千古形成的秩序发起挑战。在前边有唐朝时白江村那次、后面大明时有丰臣秀吉那次失败的可作鉴戒之事的情况下。明治初期那些精英们是怎样去看待那个时候镇压中国的庞大满清政权的。以致于刚把中央集权给完成，就急切地发动了对外边拓展征服他国领土的战事行为？

商兆琦表示 grateful 而 言，简而言之，丢掉了东边的隅地，却在西边的桑榆收获到了，那个被日本切割予西方列强的权益，妄图从周边再给它找回来，。

明治维新过后，日本效仿19世纪西方列强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迫使朝鲜开启国门，对中国的宗主权发起挑战。与此同时，借助19世纪“万国公法”里的“无主地先占”等相关原则，向清朝凭借朝贡以及册封所确立的东亚国际秩序发起挑战。

（2）“秩禄处分”之后，大部分武士失业，渴望对外扩张。

明治时期的精英们，或许并不清楚1000年前发生的 “白江口之战”，也未必觉得300年前开展的 “万历朝鲜之役” 是失败，甚至没准认为那是尚未完成的事业句号 。

举例来说，明治人的中国观以及亚洲观，是极为复杂的。就拿福泽谕吉来讲，他的认知最初有友亚论，也就是亚洲团结的观点，之后又有兴亚论，即作为盟主去改造亚洲的看法，最终却转变为脱亚论，也就是与亚洲断绝关系的主张 。

忧郁森林：今年日本方面有没有纪念活动？

商兆琦表示感谢！官方目前并未有相关举动，民间存在的都是讨论会。倘若安倍进行了纪念活动，那么国内外都会指责他怀有险恶用心，骂他狼子野心呢！

日本文化的icon：武士、天皇、爱干净……

熊：请说说武士？

商兆琦：谢谢！

在日语里，武士又被称作侍（さむらい），さむらい源自さぶらふ（伺候），武士原本是伺候贵族、担当警戒的从者，十世纪起，武士作为一种身份被确立下来，当时的武士大多来自“东国”（现今关东地区）以及“西国”（现今九州、四国地区）等荒凉边远之地，他们以弓马骑射为职业，依附于军事豪族（比如源氏或平氏），跟其结成虚拟的同族关系，成为其“家人”，武士团在调停地方纠纷的进程中，持续扩充势力，逐渐成长为强大的私人武装。

以京都的公卿贵族的视角来看，那些发源于边远蛮荒 regions regions，举止粗野、行为乱暴乱暴的武士团，简直近乎匪帮一般。然而，那时持续渐渐愈发恶化的治安状况，还有正规军事力量的逐渐渐渐衰退衰落 ，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依托倚赖他们，并依据功劳做出论功行赏赏罚。武士团参与征战战斗，目的是为了获取得到那样的赏赐，进而获取经济层面的财富以及政治方面的地位。一旦这般的愿望没有方法被满足，往往就会议发动发动起叛乱来。可是，新出现的叛乱状况，恰好成为了新的邀功获取赏赐的机会契机 。于是，围绕天皇构建的“公家政权”，于一回回平叛至赏赐，再从赏赐又到平叛这般的循环里，渐趋衰落、走向解体，且最终被持续壮大起来的“武家政权”替换掉了。

在2018年呈现出一地鸡毛的状况下：请问商老师，日本的主流思想为何会对西乡隆盛这个反对维新的军阀给予很高的评价？另外，日本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是不是存在宗教方面的成分在里面？谢谢您！

商兆琦：谢谢！西乡隆盛不是军阀。

西乡被日本人高度评价的原因，或有以下几点。

那时，因功劳极为卓越，在明治维新之际，身为萨摩藩实权派的他，同长州、土佐等各个藩联合起来，达成了“江户无血开城”，将幕府统治给推翻掉，被称作是“维新三杰”之首 。

是由于“悲剧英雄”的性格，西乡对明治新政府消除“武士阶层”的一系列举动抱有不满，经弟子以及后辈的带动，参与了“西南战争”，去对抗新政府的“专权”，最终战败并选择自戕 。

（3）是源于人格魅力，受阳明学浸染的西乡倡导“敬天爱人”，一生都在为理念拼搏奋斗，是个纯粹之人。

你若想了解武士道，可去参考一下我写的拙文《日本人为什么切腹》。武士道精神之中是涵括着佛教思想的。

西乡隆盛雕像

Right：为什么历代幕府不废掉天皇，自立为皇？

商兆琦：谢谢！这是个难题。根据我了解，或有以下几点原因。

（1）关于日本人的那种“神国”意识，从古代开始，日本就认定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子孙，而“天照大神”对日本有着庇佑护持的作用。镰仓幕府建立之后，天皇虽说失去了政治方面的权力，然而却作为“祭祀之王”得以延续留存下来。

（2）过往历代的幕府，都并非属于专制政权，在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达成对日本的统一。从中世阶段启动以来，天皇、公卿以及寺院、武士等诸多力量，全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分配。各个权力集团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平衡态势，如此这般，天皇得以持续留存下来。

（3）历经战国时代，天皇的势力被完全扫除，公卿的势力被完全扫除，寺院的势力被完全扫除，德川幕府与各地大名共同组建起新政权。德川幕府一方面凭借天皇那古老的权威将自身统治正当化，另一方面对天皇以及朝廷的活动予以严格限制。天皇因为对将军的统治构不成威胁，所以得以存续下来。

王掌柜，你好！在世界杯举办期间，日本人将更衣室清扫得相当干净，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习惯而产生的自觉行为，还是能够做出样子来给各个国家观看的。

商兆琦：谢谢！习惯成自然。

往昔，日本人并非那般看重礼节以及公共卫生。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成为一个转变契机。为了能给外国游客留存下良好印象，日本人极力推行礼仪礼节，用心维护公共卫生。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在前往国外旅行之际，行为举止非常不遵守规则，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极为糟糕，在那之后才逐渐地开始留意起对于国际形象的维护。

最初，是弄给他人瞧的，随后，当作规矩给确立起来了，学校还有家庭是特意去培育的，而后，就演变成社会规范了。